我们那个医院就在一个街道上，是我们小县城里最繁华的一条街，当然肯定不如北京的那个王府井繁华，可在我们县里已经是最繁华的一条街了。我整天站在窗口很迷茫地看着在下面街道上走来走去的人，我不知道我的今后应该怎么办！就在那时候，我发现有几个我认识的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天在大街上闲逛。后来有一次我就问其中一个作曲的，我问他说：“你为什么就不上班？”他说：“我这就是在上班！”我说：“你们文化馆是在大街上上班吗？”他说：“文化馆可以在任何地方上班。”我想：这工作我也喜欢。所以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像你一样上班？”
我们那个时候个人没有选择工作的权利，都是国家分配的，不像现在大学毕业后自己找工作。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也有我们自己的好处，就是我们很安静，我们没有一种焦虑的感觉，反正是听天由命，但是也太不自由。所以我就问他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可以调到文化馆？他说：“你跟我学作曲。”
我心想我可是不敢跟他学这个，因为我非常了解他的历程：他在农场干了十多年，一心学作曲，干了十多年才进入文化馆。而我是希望明天就进去！我没那个耐心啊！十多年后，我多大了啊，再进文化馆？
所以我说：“还有没有更快的？”他说：“更快的？要不你就学绘画。”可是绘画也一样啊，你也起码学十多年以后才能够有希望进文化馆。
他说：“都不行那么就写小说吧！”我一想这倒是可以。当时我大概认识四五千个汉字了吧，我估计大概可以写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写小说了。
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真是属于那种目标很明确的。后来我发现文学很难说是可以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包括我后来开始上网也是一样，遇到问题了，你再去查查参考书，看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不遇到问题你根本没必要去学，学了也没用。
我就是带着问题去学。首先不是学小说怎么写，而是看引号是怎么打的。“文革”耽误了我的学习，所以，我在“文革”十年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干这个。我是“文革”第一年上的小学，文化大革命结束那一年，中学毕业，刚好十年。日子当然也很愉快，就是几乎没怎么上课。到那个时候我就没办法了，我不想拔牙，我得去换一份工作，为此我就在那儿闷头写。写到了什么时候差不多可以换段了，我就又发愁了，不知道怎么办？再就是的、地、得什么的，刚开始总是用错，真是一切都从头来。
刚开始写了以后，拿到文化馆给我们一位管创作的人去看。他说：“你的错别字太多了！”又说“这没办法，因为你没写过那么长的文章啊！”
我以前在学校里写作文也就写一千字，撑死了就一千字，那就算是很长了。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说：“只有余华才能写那么长的作文！”如今在海盐他还说这样的话，“所有的作文里余华写得最长。”所以他就认为我是最有才华的。我一开始写小说就写了一个一万字的，那肯定是错别字就增加了十倍了。然后，到我写到大约四五篇的时候错别字就很少了，后来文化馆的朋友就开始表扬我了。
我非常幸运，我第一篇小说就发表了。那也是很奇妙的经历。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寄稿件是不用付钱的，你只要把一个信封剪一个角儿，我寄到《北京文学》，《北京文学》就给我付钱，就是邮资总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计划经济的受益者。我刚开始写小说也比较狂妄，我也瞧不上我们浙江省的刊物。我就寄给《人民文学》、《收获》。它们退了以后，我把它们那个信封翻过来再剪一个角，再给《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逐渐一步一步的往下来，就是先寄名气最大的刊物，再寄名气小的。
我发现，我还是非常幸运，总是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些好事。大概是在1983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海盐已经进入冬天了，已经有点冷了。大概是下午刚上班的时候，电话来了。
我们那个拔牙的医院有30多个人，就只有一部电话机，而且那时候电话机是手摇的。我们整个海盐县只有一个总机，要通过它转的，反正那个时候电话不能拿起来摇，要摁着它摇。所以我后来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拨那种程控的直拨电话，我就摁着它拨，奇怪！怎么没反应？所以，科学进步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既然你过去是摁着摇，以后发展了也应该摁着摇嘛！它怎么就拿起来摇了？科学的进程是最不讲逻辑的，因此它经常给人以震撼。
那天突然说楼下有一个电话，我以为又是我们县里的一个什么人给我打来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基本上是三心二意的，虽然进入了改革开放，大家还是吊儿郎当的，没怎么好好干事。拿起电话以后，却是我们邮局的——那个时候电信和邮政还没有分开——总机给我一个声音说：“你是余华吗？”我说：“是。”他说：“你有一个北京长途！”我一听心里就是一阵狂跳，我知道我们家在北京没有亲戚，有亲戚也不会给我打电话。肯定是稿子的事！但是我想不起我的稿子寄给哪家刊物了。太多，退稿也非常多。
那个时候挂长途电话不是现在这样，你知道一个号码就可以拨了。那个时候《北京文学》的主编（她十年前已经去世了。）叫周雁如，她是早上上班，就给我挂“浙江省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余华收”。然后北京邮电局就是一路一路的挂过去，挂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终于通了。然后我拿起电话，电话里告诉我有一个北京长途，我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声音来了，她就告诉我说：她是《北京文学》的，她说她叫周雁如，我也不知道她是主编，《北京文学》和我联系过的编辑是王洁，她后来也离开了。周雁如说你给我们寄过两篇稿子。加上一篇别的我一共寄过三篇稿子，我自己都忘了。她说我们都看了，都很喜欢，但是有一篇稿子需要修改一下，你能不能到北京来改稿？那时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谁给我出路费？”那个时候我的薪水是十六块钱一个月。
周雁如是一位很好的编辑，浩然，陈建功，很多作家都是她发现的。她可能也知道我的心思，她说我们给你出路费，还给你出住宿费，每天还有两块钱的补助。然后我马上就说好！
我知道我不能去我们那个卫生院的院长那儿请假，我要是给他一讲他肯定不会让我去。我就让我们单位的另一个人给我请假，让他明天替我说一下，我说他说什么你就别理他，剩下的事回来再说吧。我马上坐上汽车去上海——我们海盐没有火车站——在上海买了一张火车票。不敢买卧铺，当然那个时候也买不到卧铺。这样就到了北京。
这就是一个开始，文学道路的开始。从此以后就开始一篇一篇往下写。所以我发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生中的机遇很重要。假如没有当年那个电话，现在我肯定还在拔牙。一个人希望从事一个职业，那只是一个希望而已。一个再有耐心的人，我相信，十年以后要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话，他也会放弃，况且像我这样一个老是朝三暮四的人。
改稿之后，好事接着就来了。我一从北京改稿回来以后，我都不知道，我们那个小县城轰动了，说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你是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然后我们的宣传部长来跟我谈话，说我把你调文化馆去！
于是我就去了那个文化馆上班。
我知道文化馆那些人上班不太准时，所以我第一次去上班时，还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到。我们那个时候上班都是每天八小时，早晨都是七点钟必须去，因为那是小县城。不像在大城市，有时候是九点，比较晚，北京也大概比较晚，小地方上班都早一点。我想它如果七点上班，我到九点半去，第一次上班我就迟到两个半小时，看看会怎么样。结果九点半我一去，一个人都没有，我知道我来对地方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大概从1984年年初开始，到现在为止吧，我一直过着这种自由的生活。后来又去了文联，后来又去了作协，也是没人管的那种生活，到了1993年的时候我就干脆辞职了，所以我就彻底没人管了。1993年到现在，我就一直靠小说养活自己，没有别的收入了。
我现在靠小说活着。
（摘自《说话》，余华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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