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者目前掌握到的资料看，社长总编担任出版物责任编辑的案例并不少。像现中国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聂震宁，在1994年至1996年在漓江出版社担任社长时编过《聊斋志异评赏大成》、《〈红楼梦〉王蒙评点本》等图书；山东画报出版社原社长、三联书店现任副总编辑汪稼明在担任山东画报出版社社领导职务期间编辑了“中国边疆探险与考查丛书”共11本（1997年）、《汉字王国》（1998年），以及参与策划和开创风靡一时的《老照片》系列（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王亚民于2000年曾担任《叶嘉滢作品集》的责任编辑工作；山东画报出版社副总编辑刘瑞琳上任后也亲自编了《古本山海经图说》（2001年）、《激情时尚》（2002年）……上溯出版界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像商务印书馆历史上有名的领导张元济、王云五，三联书店的多任领导都在担任领导职务的时候亲自编过书。
那么，出版社的社长总编们为何如此喜欢当图书责编呢？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提到一点：编辑情结。据了解，不少出版社社长及总编辑都是编辑出身，对编辑工作情有独钟。他们有自己对书的理解和做书的理念要表达，那种强烈的愿望似乎只有通过亲自操作才能得以实现，并能在责编的具体工作中体验创造的快乐。这些出版社领导编书都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甚至不少人都是义务性的劳动。除去个人兴趣以外，社长做责编也有其必要性。汪稼明认为：“读书、买书、写书、编书与卖书这5个环节是作为一个出版人必不可少的尝试。”作为出版人而不编书的话，那么会对一些编书工作的具体环节不了解，这样又如何能做好出版社的领导工作？对于编辑出身的社长或总编，他们可以用自己的优势和多年的经验做出示范，并在与各业务部门的磨合中，带出一支好的队伍。而有些完全由行政调动任命，没从事过编辑工作的社领导，只有他亲自编书，才可以熟悉图书运作的整个过程，体会书业的微妙变化，直接了解社内各环节运作的状况，理解一般编辑的甘苦，从而保持头脑清醒，才能在宏观管理工作中更加有的放矢。
不过，编书毕竟不是出版社领导的分内工作，那么什么样的书需要他们亲自出马呢？一种情况是，由社领导亲自做责编的图书是他们个人兴趣浓并有所专长的领域，他们对书稿的把握能力较之社内现有编辑要高，与作者的关系也很好。第二种情况是，由社长或总编担任责任编辑，那么其所编辑的图书是社内的标志性图书，即在某一方面具有示范作用。像聂震宁担任责任编辑的图书《聊斋志异评赏大成》曾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红楼梦〉王蒙评点本》与《〈三国演义〉李国文评点本》也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图书；王亚民任责编的《叶嘉滢作品集》，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也了却了他多年的一个心愿。
同时，社领导亲自编书这一现象，也因涉及利益的分配而成为一个颇为敏感的话题。不可否认，出版社领导担任责任编辑，容易与本职工作就是编辑图书的普通编辑在工作环节以及经济上产生矛盾。如果一个出版社的编辑管理方式带有承包性质的话，那么社领导任责编，出版社在出版物的生产时间和空间的操作上难免会产生一定的倾斜，使得他们获得一些便利，而这些便利的优势最终会在经济收入上体现出来，如此一来很容易挫伤一些编辑的积极性。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编辑表示，在日常工作中，职务所带来的便利是不可忽视的。如果社领导编书这种行为多的话，势必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正常工作进度。“人干活就图一个顺心，如果这种‘加塞儿’的事多了，工作上还要额外考虑一些因素，那绝对会让人心里不平衡进而影响工作积极性的。”另一位姓沈的社科类图书编辑则更担心体现在选题上的职务优势。如今一个好的图书选题意味着很多利益，如果是社领导也可以自己编书的话，那么他是否对社里的选题具有优先选择权？如果这样，那对一般编辑无疑是不公平的。
聂震宁指出，作为出版社内部秩序的管理者，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要分明。一方面，社长或总编辑不能仅凭兴趣而把原本可以交给专业编辑室做的图书拿来自己编。另一方面，特别是在一些实行目标管理的出版社，由于有经济指标的制约，如果社长过多地编书，介入普通编辑的工作，很容易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导致内部不和。
刘瑞琳表示，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多数都亲自做过书，那些书的选题都是从自己策划或组约的书稿中挑选个别的亲自做责编，不存在与其他编辑争选题的问题。而且他们社有一个规矩，就是领导做责编的书产生的利润，一律被视为对出版社的“义务”贡献，社领导既不拿编辑费，也没有提成。这样做不但有利于安排工作，也会减少不必要的矛盾。
总体说来，出版社企业化管理进程的加快，使得社长工作的重要性增加，要求其投入更多的精力。对于社领导而言，出版社的整体经营管理、出版物质量的全面控制，是体现其能力的最恰当的表现形式，虽然他们也可以当编辑，但最好是偶或为之，坚持少而精，这样才能有利于避免矛盾，真正起到示范带头和统领的作用。对于一些双效选题，应该尽量交由相应的编辑科室去做，以免给人以抢选题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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