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科学技术学”的构想在近来得到了学界的相当关注。
张明国在《从‘科学技术哲学’到‘科学技术学’——实现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第二次调整》（《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年第2期）指出，迄今为止，人们在讨论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时候，总是在要不要“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上出现“推磨”和“拉锯”现象，结果是双方或多方因陷入“两难”或“多难”的境地而使对话无法深入进行。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既要尊重历史，又必须具有开拓创新的勇气。他在文章中把自然辩证法学科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的调整过程看作是“第一次调整”，主张要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调整为“科学技术学”，实现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第二次调整”，以满足当前学科发展的需要；着重论述了若干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初步构建了“科学技术学”的学科体系。
曾国屏在《论走向科学技术学》（《科学学研究》，2003年第2期）中认为，走向科学技术学是“历史的启示、学理的引导、现实的需要”。有鉴于此，他从多角度考察了走向科学技术学的趋势，讨论了科学技术学与科技哲学、科技史、科技社会学、科技政策和管理为基础学科构架的问题。
学术评价
以专家学者为主体的“同行评议”制度，目前广泛地运用于科研管理的方方面面。李扉南、陈浩的文章——《将程序正义引入学术评审领域的探讨》（《科研管理》，2003年第1期）从一个新颖的视角对此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目前实行的专家评审制度，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实现结果的公正公平。但限于评审专家的专业背景、个人偏好、学术观点、利益冲突、人情关系及行政干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专家评审制度也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为此，有必要在学术评审中引入程序正义的原则。文章讨论了程序正义在学术评审中的适用性、必要性，并就专家评审的程序正义模型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文化传统与科技政策
王彦君、孙慕天在《试析苏联的政治文化传统对国家科技政策的影响》（《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苏联时期高度集中的科技管理体制和坚定不移的军事战略导向，根源于苏联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大国意识”和专制主义。这种政策导向之下形成的科技发展模式虽然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其带来的巨大副作用最终却束缚和阻碍了科学技术的长期发展。由此，作者力图说明，科学文化和自由、民主意识才是现代文明的思想基础，只有彻底清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才能实现国家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
进化论
达尔文的进化论奠定了现代生物学的研究范式，无论在科学史上还是一般思想史上都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不管是对达尔文进化思想本身还是其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国内都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达尔文的方法论与进化论争论》（《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2期）的作者张增一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达尔文学说引发的争论进行了粗略的分析。他认为，达尔文学说所蕴含的方法论思想本身具有革命性的因素，是其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既是对当时流行的培根方法论传统的挑战，又是对以物理学为蓝本的科学哲学的挑战，即使是波普尔对达尔文理论方法论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因此达尔文遭到当时很多科学家的猛烈攻击是相当自然的。
霍金
霍金似乎已成为在中国最为知名的当代科学家。那么，霍金在科学史上应该占有怎样的位置呢？上海交大天文学史方面的专家钮卫星在《注定要被写进科学史的霍金》（http：／／jd.sjtu.edu.cn／shcp／index.html）一文中，回顾了从托勒密到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哈勃的宇宙学的发展历史，在此背景下揭示了霍金的理论贡献——在经典广义相对论框架里证明奇点不可避免、预言黑洞的霍金蒸发等——是爱因斯坦之后宇宙学领域内取得的重要成就。作者指出，虽然霍金的一些理论还没有得到检验和证实，但霍金建立起来的黑洞和大爆炸数学模型已经成为科学史上的一个经典个案。在公众面前，霍金又几乎成了一种流行、一种时尚，也是科学文化值得研究的一个有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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