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以前，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C. P.斯诺（C.P.Snow）在剑桥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所谓“两种文化”的概念。他认为“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生活日益被分化成了两极群体。在这两极群体中，一极是人文知识分子……而另一极是科学家。在这两极之间是一条互不理解的鸿沟”。特别地，斯诺指出，人文知识分子“趁别人不注意时，就把自己称为‘知识分子’，好像没有其他人可以称为知识分子似的”。
直到今天，“两种文化”的问题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就在上个月，《科学》杂志的主编唐纳德·肯尼迪在一篇社论中还借用了“两种文化”的概念——可见这个概念多么地流行。关于“两种文化”的讨论，足可以写出一部厚厚的学术著作，不过，这不是今天这篇报道的目的：因为我们要绕开斯诺提出的这个概念。
在剑桥发表演讲的4年多之后，斯诺在一篇题为《再看两种文化》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第三种文化。人文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直接而融洽的交流，二者相互理解是第三种文化的基本特点。不过，正如《连线》（Wired）杂志1998年2月13日的主编Kevin Kelly在《科学》杂志的一篇散文中所认为的，斯诺所描述的这种大同境界“从来没有真正产生过”。这大概也是包括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在内很多人的感想。
约翰·布罗克曼是美国的一位作家和出版商，《遭遇数字精英》（Digerati：Encounters with the Cyber Elite）、《过去两千年最伟大的发明》（The Greatest Inventions of the Past Two Thousand Years）和《下一个50年：科学在21世纪上半叶》（The Next Years：Science in the Half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等图书的作者和编辑。1991年，他也提出了一个“第三种文化”的概念。与斯诺的“第三种文化”不同，布罗克曼的“第三种文化”让人感到好像绕开了“两种文化”：既然“两种文化”无法融合、交流，那么就让科学家绕开人文知识分子，直接与普通人交流。他在一篇题为《正在浮现的第三种文化》的宣言中说：
“但我描述的第三种文化并不是斯诺所预言的。人文知识分子并没有与科学家沟通，而科学家正在直接与一般公众进行交流。传统知识媒介过去在耍直上直下的把戏：新闻记者往上写，而专家往下写。今天，第三种文化的思想家们试图摆脱中间人，并努力以一种可接受的方式向理性的读者公众表达他们最深层的思想。”
布罗克曼对人文学者的批评多少有些尖刻：
“美国知识分子的活动领域已经转移，传统知识分子变得越来越边缘化。拥有20世纪50年代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现代主义的教育背景已经达不到20世纪90年代对一个思考着的人的要求。……他们的文化将科学拒之门外，而且通常是非经验的。这种文化用自己的一套术语在自己的领域里兜圈子。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对种种评论的评论，日渐膨胀的注释条目蜿蜒伸展、越排越长，直到真实的世界无可寻觅。”
相反，布罗克曼对所谓科学阵营里的思想家（也就是所谓的第三种文化学者）期许甚高，他认为“他们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知识分子的地位”，今后，诸如“人生的意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这些深邃的问题，将由他们来回答。
为了把“第三种文化”的概念具体化，布罗克曼采访了在他心目中符合“第三种文化”要求的科学家。他把访谈的内容以及他对这些科学家的介绍汇集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做《第三种文化》。
只要看一眼布罗克曼的采访名单，你就会发现这确实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至少也应该翻一翻。“第三种文化的知识分子是谁？名单里包括本书介绍的人物，他们的工作和思想赋予了这个词汇的含义”。随便举几个例子：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是2002年度迈克尔·法拉第奖获得者。罗杰·彭罗斯以他的《皇帝新脑》而闻名（其实他在黑洞理论上建树更大）。进化论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斯蒂芬·古尔德和乔治·威廉斯出现在了同一本书里。道金斯以他的《自私的基因》——基因是自然选择的最小单位——闻名世界。当然，“自私的基因”的比喻也招来了不少人的误解。古尔德的文笔优美，是多部进化论书籍的作者。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被马文·明斯基称为伯特兰·罗素第二。林恩·马古利斯是卡尔·萨根的前妻，她提出的“盖娅假说”（整个地球是一个生命体）在科学界一直以来存在争议，但是她的另外一个贡献毋庸置疑：她最早提出了线粒体——细胞的“动力工厂”——数十亿年以前是独立的细菌，它们后来“寄居”在我们体内，成了现在的模样。史蒂文·平克在认知科学方面颇有建树。1999年他和道金斯在伦敦的一次题为“科学杀死了灵魂吗？”的讨论会吸引了超过2000名听众。
济慈曾经在他的长诗《拉米亚》（Lamia）中写下这样的诗句：“自然哲学钳住天使的羽翼／以规则和界限打破一切神秘”（Philosophy will clip an Angel's wings／Conquer all mysteries by rule and line）。如果你愿意，那么也可以把它看作“两种文化”的冲突——尽管济慈生活在19世纪初。在很多人的观念中，科学枯燥而乏味，注定与浪漫无缘，一旦碰到科学，美好的东西就会被消解。
但是在《第三种文化》里，这种消解不但不存在，相反，还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更美丽的世界——用科学的世界观审视这个世界，我们同样也能获得文学的浪漫和神秘曾经带给我们的感受。进化论作为生物学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正如古尔德所说“自从达尔文之后，世界就不同了。”用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观察自然，我们能够感受到生命无比的壮阔：从数十亿年前的原始生命，到今天地球上最复杂的生物——人类。从人工智能（尽管今天的人工智能仍然不太“智能”）、复杂性理论到宇宙演化的理论，科学也能像艺术那样带来震撼力。
然而，正如保罗·戴维斯所说，“要解决两种文化和第三种文化之间的纠纷，是件困难的事”。他在《第三种文化》里批评说，“英国几乎没有知识分子肯付出一点努力去理解科学。科学家开始被倾听，开始吸引公众的思想和心灵这一事实……似乎惹怒了文人，他们全领域都尖啸声起。这种强烈的反响占据了报刊杂志，成组的文章在歇斯底里、慷慨激昂地咆哮不已，堆积如山的书本在谴责科学家是狂妄自大、自卖自夸的骗子”。保罗·戴维斯还说，当看到科学家狂妄到要对诸如上帝、存在以及人性等深奥的问题发表意见，人文阵营的人感到不安，不由自主地开始进行防守反击。他愤怒而夸张地说道：“科学家年复一年地被忽视，因为没有人倾听他们；现在人们开始倾听了，他们却正在被知识界的黑手党踩在脚下。”马丁·里斯则抱怨说，“媒体中多数握有编辑大权的人接受的都是以文科为主的教育，他们的知识背景和兴趣爱好越来越不能代表普通的有文化的读者”。道金斯则把这种情况形容成“文人劫持了文化媒介”。
围绕“两种文化”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布罗克曼的“第三种文化”也日益演变为一场运动，甚至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运动能否成功尚难逆料，但就此展开的“战争”没有失败者，因为人类知识的未来必将从整体上受益。布罗克曼还在互联网上开设了Edge.com网站。在网站的首页上写着对于网站名称的解释：“为了到达世界的知识的尽头，找到最复杂和最精密的头脑，让他们在一起，让他们相互砥砺争鸣。”这也是整个《第三种文化》所贯穿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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