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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1964）的名字在中国远远不如在美国及欧洲那样为人们所熟悉。在转入科学史研究之前，柯瓦雷是一位哲学家或者说哲学史家，但在科学史方面，柯瓦雷却享有不亚于乔治·萨顿的地位。在此有两个事实可以引为证据。其一，当科学史这门学科完成职业化并开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时，新生的第一代职业科学史家——如吉利斯皮（C. Gillispie，著有《科学家传记辞典》）、霍尔（A. Hall，著有《科学革命1500－1800》）、威斯特福尔（R. Westfall，著有《永不停息—牛顿传》）等人，甚至包括萨顿的衣钵传人科恩（I. B. Cohen，著有《科学中的革命》、《牛顿革命》）——均曾将柯瓦雷视为他们的思想导师。威斯特福尔、霍尔、狄布斯（A. Debus；著有《化学论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以及晚一代的福曼（P. Forman）均曾在文章中指出：柯瓦雷的著作和他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科学史讲座，揭示了一种新的科学史研究方法，它不同于萨顿百科全书式的大综合，而是以科学思想为线索从整体上展现科学史，从而使科学史研究具备了极强的思想魅力，吸引了一大群富有才华的学子转向科学史并将之引为毕生的事业。其二，柯瓦雷及其科学思想史学派所描绘的关于“科学革命”的雄伟画卷，深深地影响了并且至今仍强烈地影响着一般社会受众。换言之，为社会受众所普遍接受的是柯瓦雷式的科学史。
柯瓦雷的“科学革命史”是怎样的一幅画卷？在此，我们可以引用他在《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一书序言中的两段话以作说明。
“每当我进入16、17世纪科学、哲学思想史的思索——无疑，这两种思想是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以致将它们分开以后它们均变得不可理解——我不由得要像许多前人一样意识到，在此一时段里，人类心智，至少是欧洲人的心智经历了一场深层的、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框架与模式的革命，而且现代科学和哲学既是这场革命之根源，亦是其果实。 “就我而言，我已在我的《伽利略研究》中作过一些努力，以界定新旧世界观的结构模式并确定17世纪的这场革命所带来的各种变化。依我看，这些变化可以被归结于两项基本且密切相关的变动，我将之概括为comos〖天球〗的崩坏与空间的几何化。前者是说，世界之作为一个有限的、井然有序的整体的概念——在此世界中，空间结构蕴含着一套完美与价值的等级序列——被替换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不确定的、甚至是无限的宇宙概念，此宇宙不再由自然的从属关系所联结，它之所以是统一的只是因为它的终极组分和基本定律是同一的；后者是说，亚里士多德式的空间概念——分立的、以潜在形式存在着的位置序列——为欧几里得几何空间概念所取代，欧氏空间是指本质上具有无限性和均匀性的广延，从那时起，人们认为它与世界的真实空间是同一的。”
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形而上学与测量》、《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乃至于《牛顿研究》等一系列著作，正是沿着这两条相互交错的主线展开的。在探讨宇宙概念的更替时，柯瓦雷自然而然地越出了“科学”的范畴，进入了对古代、中世纪以降的哲学思想与科学思想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的考察与思考（《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集中体现了他在此方面的思考）；而在探讨“空间的几何化”时，他自然关注数学方法在科学或者说自然哲学中的确立过程，关注柏拉图式的数学实在论传统以及各种形式的神学唯理智论传统——这种传统，用伽利略的话来说，就是：“上帝是位数学家，他依照数的法则创造世界。”——对于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乃至于牛顿等人自然哲学思想的影响。
按照柯瓦雷的理解，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智事业，并且像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如萨顿），他相信这种事业是一种具有内在的进步性的事业。因此，科学革命史被设想为一部关于人类理智进步的最绚丽的史诗；他本人以及第一代职业科学史家中许多追随他的学者均参与了这部理性史诗的重建。在这部史诗中，培根式科学传统和方法受到了蔑视，科学革命时期最辉煌的成就——当时的物理学和天文学上的进展——被认为是运用了导源于古代及中世纪的“思想实验”传统与方法的结果，而与默顿论题（参见《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所强调的“培根主义及方法”没有多大关系。与此同时，在柯瓦雷式的科学思想史家眼中，默顿式或其他形式的“科学社会史”是不着边际的历史，或者说，是非历史的，除非你能够在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与当时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及宗教状况之间找到某种“逻辑”或“准逻辑”的关系。
重新阅读柯瓦雷的著作，有时使人联想到金庸大侠所描述的那个世界：在那里，有不世的武功、有不寻常的法则、有众多令人难忘的侠客侠女；那是一个可能的世界，但不是、远远不是现实的世界。柯瓦雷的世界是史诗的世界，是理性的世界，也是童话的世界。譬如，柯瓦雷本人曾极为冒险地断言说，伽利略没有做过具体的落体实验，他是用思想实验完成他的重大发现的。然而伽利略当年进行落体实验所留下的手稿（其上只有图与数据，柯瓦雷未对之进行研究）分明表明：伽利略不但做实验，而且是一位极为高明的实验家。又如，柯瓦雷时常想将牛顿纳入他曾成功地用于解释伽利略思想的解释模式，并且追随伯特（著有《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宣称“牛顿与柏拉图主义之间的联系已被坚实地建立起来了”（参见《牛顿研究》）。但从根本上讲，牛顿并不能说是伽利略式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柏拉图数学实在论者。牛顿在神学上是一位坚定的唯意志论者，他坚信世界的根源在于上帝的武断意志而非上帝的理智，在他而言，上帝全能全智，但上帝全能是第一位的：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改变通常所谓的自然法则，毁灭现存的这个世界并可凭其意志另行创造一个世界，一个有着不同规律的世界。也就是说，上帝支配一切，高于一切，包括数学和逻辑，当然包括来自人类理智的一切约束。所以在今天的16、17世纪科学史研究中，当时自然哲学思想与神学唯意志论传统之间的关联仍然是史家关注的一大重要问题。
据威斯特福尔言，晚年的柯瓦雷对于自己过于执着于“思想实验”以及自己关于科学革命的预想是有所批判的，但已来不及对此做出某种修正便带着遗憾告别了这个他曾在其中生活、奋斗过的童话世界。今天我们可以反驳他的许多历史见解，并且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他所给出的科学革命解释的解释——譬如，狄布斯基于其对于16、17世纪化学论哲学的研究，提出了另一种更复杂的、由化学论哲学与机械论哲学共同反对经院哲学并且相互竞争的科学革命模式——但是，我们没有理由非议他作为一位人类思想史家所持的最高信念：人类思想的统一性（The unity of thought）。
在最近几年中出现的对于柯瓦雷思想的新解释中，柯瓦雷关于人类思想之统一的信念得到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一些建构论者甚至在这里找到了他们想要找到的东西并将他视为建构论的又一思想先驱：思想统一信念必然要求思想者打开思考非理性的、或者说“社会的”、“文化的”历史因素的大门。的确，思想史的一般法则是“在思想中重演过去”，如果将此法则贯彻到底，在进行此类重演时，历史家必定要穿越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非科学之界线。如果你研究牛顿，你就不能不在了解他的力学、光学、数学、化学的同时，去了解他的自然哲学的另一面——炼金术，去了解他的神学和宗教信仰。柯瓦雷的牛顿研究的确是在牛顿炼金术面前止步不前了，尽管他并非对神秘思想毫不在意：在他研究伽利略之先，他曾专门研究过帕拉塞尔苏斯这位炼金术思想家的思想。他只是受到他那个时代的“科学进步观”的约束，而没有将其“思想统一”信念贯彻始终。他探讨科学思想以及与科学进步相关的非科学思想（如形而上学思想和神学中的上帝概念），而牛顿的炼金术以及他在神学方面的研究（《圣经》诠释学、神学年代学、教义学），在他看来，不过是些与科学进步无关的东西。
在我刚开始接触到一点点科学史研究的时候，我就曾为柯瓦雷的“思想统一”信念所深深打动；而今我仍然坚持认为：柯瓦雷所表述的这一信念正为某种新形态的科学思想史研究提示着方向。思想史透视人类历史的窗口绝不会悄然关闭，因为如果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最飘忽易逝、难以捕捉的东西莫过于人类心灵（mind），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在此世界，最坚硬、最能抵抗时间变化的，也莫过于人类的心灵，而历史就是要去把握变中之不变与那不变中之变。
最后还需要在此再一次引述柯瓦雷：
“从我的研究伊始，我便为人类思想，尤其是最高形式的人类思想的统一性信念所激励。在我看来，将哲学思想与宗教思想分离成相互隔绝的部分似乎是不可能的，前者总是渗透着后者，或是为了借鉴，或是为了对抗。”
柯瓦雷著作：
《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邬波涛、张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17.00元 《牛顿研究》，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23.00元 《伽利略研究》，李艳平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0第1版，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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