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课堂上捭阖纵情的张教授相比,眼前的张颐武分明多了一份沉静。或者因为这里不是北大的讲坛,面对的不是群情激昂的北大学子,卸下了身份的张颐武还原了一个更真实的自己;或者,是因为万圣书园低低流淌的音乐和已近薄暮的天气。然而,一向拥戴着张老师的学生们已经敏锐地察觉,访日两年的张老师已有了些微的不同。依旧是书生论剑慷慨激昂,这激昂中更多了一分厚重;依旧是指点江山气血方刚,这血气中更添了一分实在。 也许,正如张颐武本人所言,“未必是高蹈永恒的探索,却也是此时此地的坚持”。 然而,永恒不正是每个“此时此地”的迭加吗?只是这个“此时此地”,更触手可及,也更需要勇气的担当。
记者:您是一名知名学人,大家对您的阅读生活都很感兴趣。目前您一般阅读的是哪些书籍呢?
张:一般还是和我的专业研究有关的理论、批评类。关注新的批评理论,掌握最新的思想动态、思想潮流和艺术创作动态、大众文化动态。我还有一个阅读兴趣,即比较关注人文地理类图书,例如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地名沿革等等。但是,学术研究与兴趣所致的阅读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理论也是我所感兴趣的,也可以算做是兴趣阅读;人文地理的沿革虽然是我的兴趣阅读,但其中往往浓缩整个时代的记忆,对我的研究也很有帮助。
记者:王国维“治学三境”的妙论,得到了万千学人的认同。您觉得阅读是有状态的吗?如果有,阅读状态也有阶段性吗?
张:当然。我着重说一下年轻人的阅读。据我的经验,年青时两方面图书的阅读是很重要的。其一是经典图书,一些世界公认的基本的小说、理论,我将这样的阅读称为原典的阅读。没有这样的可以一次次返回的基础阅读,以后的阅读都是轻飘飘的。其二,对最新图书的阅读。年轻人要掌握最新的观念,了解同时代的人怎么想、怎么做,这样才能对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保持敏锐的触觉。概括来说,就是“读两头”。我认为20岁的时候应该多读一些经世之用的东西。年轻人感情丰富,容易激动,激情与其放纵不如去驾驭。所以年轻人应该多读实用的书如经济学、社会学之类,了解并适应社会;还应该趁着精力充沛头脑敏锐的时候多啃一些硬的、难的书。40岁的中年人已经成熟,经过年青时候的拼搏,他现在倒应该读一些诗歌小说类,对人类的精神关怀有一种自觉。60岁以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读自己原来没有机会读、或者没有必要读的书,甚至原来认为是“无聊”的书。他的阅历已经让他超越现下的人生,达到一种通透的境界——拿起来就是书,随手抓到的任何书都是他感兴趣的。
记者:读书是要达到一定的品位,到达一定的境界。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进入这样的读书境界是很困难的。读书本就为了追求一种精神的愉悦,如果读书味同嚼蜡,那我们又为何一定要这样的阅读?
张: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刚进入一个很难的学科时,好像永远都在开始,让人很难有毅力坚持下去。正如我们在阅读黑格尔、马列选集时,往往看了第一卷的一半就会放下。在这个时候,我强调,一定要有相当的决心,有耐心,甚至是“熬住”。有趣的书一般不伟大,伟大的书一般让人觉得很“无趣”。有趣的东西跟着时代的风、时尚的风一吹就走了,什么也没留下;“无趣”的东西是风吹不动的。很多年过去了,它对你仍然有用,甚至你的价值观、人生观——这些往往是你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基础——的形成也是它暗暗滋养。之前有一个方法,选择你感兴趣的经典;当熬到一定程度,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里有三个步骤,兴趣进入——熬住——超越。特别是,一本书会引起你看相关的书的需求。在寻找和阅读其他大师的文本的过程中,思维就慢慢锻炼出来了。由书引书,这样的过程是源源不断的。你原来不具备的或者说以为自己不具备的能力就这样不断生发。假设,刚开始的那一本书你没有坚持下来,损失的空间无法估量。
记者:您觉得人的阅读趣味在什么时候已经成型?怎么样培养和引领自己的阅读趣味呢?
张:是18岁到25岁。人的思维、想像力及相关种种这时已经定型,整个阅读能力也基本定型,今后一辈子看的是什么书这时已经基本定了。一般来说,以后阅读趣味的变化只是量的增加而非质的改变。谈到怎么培养,首先就必须看自己不喜欢的但有用的书,用近乎偏执的强迫。
记者:您了解您的学生在阅读些什么吗?您怎样评价他们的阅读倾向?您的整个大学阅读状态和现在学生的有什么不同,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不同?
张:现在的学生喜欢DVD,喜欢影像的、图像的东西,爱看一些软性的、流行的东西,他们也不能脱离整个消费文化的大环境。比起我们以前,他们自主的阅读很少,一般受媒体和老师的影响。他们的阅读生活目的性很强,读一些冷僻的、“怪”的杂书的能力很差。这就无形中限制了自己的阅读范围。我建议同学们到图书馆随便挑,随便看,“胡乱翻书”、“碰书”,很有可能你认为与自己无关的书中就有东西和你“相遇”,终身受益。另外,我强调一点,千万不要喜欢某一个人的书或喜欢某一类的书就一直不停的看下去而不及其他。根据经济学“边际效益递减”的原理,你可以从中获得的东西越来越少。这时候,要果断换书,啃你认为“难”、“硬”的书。
我们那时的阅读与现在的孩子们不同。那时,我们阅读的时间很长,基本上除了吃饭睡觉就都在阅读的状态中,狂热的兴奋状态。那时候大量的阅读为我们现在的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这也有客观原因,现在的诱惑太多,大众媒体如此发达,网络如此发达,学生各种活动太多,他们就只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大量的书。我们在给硕士生、博士生论文答辩的时候发现,很多基础知识都不扎实。例如,在上文学史的课时所提及的文学作品,我们都会实打实地看过,现在的学生可能就只会看故事梗概。
记者:您是研究当代文学的,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没有经过50年的书不要看”,说法是有点偏激,但也许表达的是“好书是需要沉淀的”。您是研究当代文学的,您对这种说法如何看呢?
张:经典是永远需要的,但最新的东西也是需要的。它能否传世我们不能断定,但它帮助我们了解当世的人们的想法,对当世而言是有价值的。如果它能对今天的我、此时此刻的我有用,它的价值就不能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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