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行·瞩目江阴》的大气，首先在于它提出了“江阴现象”何以出现的问题并作了富有创意的回答。与那些仅仅从表象上解释“江阴现象”的通讯报导和报告文学不同，《光明行》的作者，独具只眼，对“江阴现象”何以出现的问题，作了迄今为止的新颖、独特的回答。第一，庞瑞垠认为，是江阴市的人文精神造就了“江阴现象”。所以，《光明行》从“断代流年话江阴”写起。江阴有“延陵古邑”、“春申旧封”之说，人文底蕴深厚，特别重视教育。北宋至清，弹丸之地的江阴竟出了415名进士。洎乎近现代，仅从南菁中学走出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即达9名之多；进入《辞海》的达14人之多；少将以上的将军达9人之多。一位基层党委书记邬金川在1993年国家加强宏观调控时期，竟能把宏观调控细化为“八控八不控”。如果没有这样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江阴现象”也就不会出现。单是这一真知灼见，言人之所未言，就足以使人感佩！即使从经济上剖析“江阴现象”何以出现，《光明行》也以其立足于事实的艺术叙写，发表了卓然独立之论。在庞瑞垠看来，从经济上看，“江阴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江阴经历了“四级跳”：第一跳，大办乡镇企业，江阴是“苏南模式”的先行者之一。“苏南模式”的特点是：所有制以集体经济为主；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工业）为主；经济取向以市场经济为主。第二跳，搞结构调整、资产重组、规模经济。“苏南模式”的历史功绩不可没，但它也存在着所有制和投资主体单一、政企责权不分、企业产权不明晰等缺陷，到20世纪90年代末叶，不少乡镇企业陷入困境，产品缺乏竞争力，开工不足，大量资产闲置，无用武之地。在此情况下，江阴人开始了第二跳，调整产业结构，重新组织资产，搞规模经济。分期分批地对全市净资产50万元以下的1783家微亏企业开刀，仅文林镇一地，就改制29家微亏企业，将收回的拍卖、转让资金投入该镇骨干企业，加速了骨干企业的“强身健体”。第三跳，公司上市，形成所谓“江阴板块”。已有10家上市公司和即将上市的4家公司，都是全国有名的企业，如华西、阳光、法尔胜、兴澄、模塑、双良、海澜、三房巷等大户，销售收入分别都在几亿、十几亿和几十亿元，利税也都超亿元。上市以来，实现再融资16亿元，累计融资达55亿元，形成了中国证券市场令人瞩目的“江阴板块”，业绩优良。第四跳，这是正在跳跃过程中的一跳。随着中国加入W TO，江阴不可避免地要参预国际经济大循环，市场经济竞争将更为激烈，要顺应这种形势，在未来区域经济中继续拥有强势地位，就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江阴人把沿江开发和工业园区的建设提上了日程，自2001年4月17日市委召开的沿江开发动员大会起，这一跳已经起步，现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庞瑞垠在《光明行》中从经济上对“江阴现象”何以出现的回答，经得起严格的经济学检验，我从《光明行》中所得到的有关“江阴现象”的知识，至少不比我从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所得到的知识少。然而，庞瑞垠并不到此为止，他在《光明行》中又提示“江阴现象”之所以出现，还因为江阴并非集团经济（它们的前身大多是乡镇企业）一枝独秀，在江阴，“国有企业也风流”。同时又为私营经济辟出发展的“沃土”。在资本经营日趋普遍、乡镇企业“十分天下有大半”的江阴，国有企业不是像有些工业先进的县市已处于可有可无的境地，而是在国企改造中不断创新，开拓进取，在全市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对“江阴现象”的出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上市的公司中，法尔胜集团、兴澄特钢有限公司，就都是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江阴市又为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条件。青阳镇在经济技术发展区南端专门辟出一百亩土地，建起江阴市第一个私营经济发展区，无锡县（现为锡山市）前洲镇三大私营企业全不约而同投奔青阳镇，他们在青阳办起的制线、平绒、针织布三家企业产品已源源发向市场。1994年以来，江阴的私营经济有较大发展。庞瑞垠对“江阴现象”何以出现这个大问题作了既有创意又是科学的回答。
本来，《光明行》这部报告文学能对“江阴现象”何以出现这个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已经为我国的报告文学提供了新东西，但是《光明行》对同类题材报告文学的突破，还在于，它不是一味“仰视”江阴，对它的光明面歌颂备至，而且同时“俯视”江阴，提示它曾经发生过的问题和现存的缺陷。无锡市曾经出现过集资达32亿元的邓斌案件，而她先后在江阴集资13亿元。不能说，江阴没有腐败现象。但是，江阴人在发生问题后与腐败现象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光明与阴霾之间作了严重的搏击。保护了本地被集资的个户和外地单位的利益，讲究政策，区别对待，结果，阴霾扫尽，江阴上空变得蓝天一碧。市委领导人说得好：“我们有失误，对集资这种违规违法的事反应不快，如警觉得早，本是可以制止的，不然，江阴会发展得更快。”写江阴“光明”的《光明行》，却以专章揭露江阴曾经发生过的由邓斌案件所造成的“阴霾”，这在同类题材的报告文学中可说是罕见的。不仅如此，庞瑞垠还揭示江阴这个富市仍有贫困村、贫困户。《光明行》在最后一章《盛世警言》里就叙写了王伟成的“盛世警言”：“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首先要想到最困难的人民群众”。“党员干部要多想些困难群众的冷暖，少想些个人政绩，多搞些雪中送炭，少搞点锦上添花。”围绕着“扶贫解困，致富农民”这个主题，2001年江阴正式启动了“富民工程”。“仰视”江阴和“俯视”江阴的结合，使《光明行》更加大气。
一篇（部）报告文学，如果未能塑造出个性独特、形象鲜明的人物，即使题材多么重大、事迹多么先进，也不能说它是十分成功的。《光明行》的大气，还体现在它对人物的塑造中。它写了王伟成等江阴市委历届领导人；写了吴仁宝等众多企业家；个个形神兼备，无一雷同。庞瑞垠塑造这些人物时，大处落墨，细处着眼，抓住了人物性格的“核心”，多侧面、多角度地加以刻画，由是，不同个性的人物，一个个跃然纸上。如王伟成的“坦率”、吴仁宝的“豁达”、陆克平的“睿智”、李兴的“精明”、张国平的“胆识”、缪双大的“闯拼”、曹明芳的“深沉”……庞瑞垠抓住人物的性格“核心”不放，在大处、细处进行叙写和刻画，这些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也就矗立在读者面前。
庞瑞垠是学者型的作家，在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历史、艺术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广博的知识。他把这部著作取名《光明行》，不只因为江阴出了个大音乐家刘天华，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乐曲《光明行》，因此借用它来追寻江阴人的光明行；更主要的还因为刘天华的家乡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已经迎来了一片光明，未来，更会无限光明。庞瑞垠对江阴的历史，极其熟悉。他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品牌问题论述的理解，即使是某些专门的经济学家也未必有他那么深刻。他敢于提出，将党领导一切，理解为党管一切，政府管一切，是导致政企不分的深层次原因。如此学者型作家，在中国并不多见。所以他写出的《光明行》就显得那么大气。《光明行》的问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普遍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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