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法论上看，章俊弟的这部论著运用的是80年代中期引进的西方文学理论神话－原型批评。著作的成功之处在于不是搬用了西方理论，而是吸取西方理论与方法论的精神，创造性地结合中国戏剧、中国文化实际，从中提炼出中国戏剧的文化原型。
在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论引进的热潮中，理论研究的热情高涨，思维空前活跃，各种新理论、新方法、新名词一时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热门话题。这场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讨论，是50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影响最大的一次变革，今天看来其最大收获是冲破了传统现实主义与“文学反映论”的单一理论模式，推动了文学观念与文学思维的多元化。但是另一方面，环视今日中国文艺理论界，当年的新方法又有哪一种已成为现代中国自身的文学理论？有哪一种“新方法”已成为中国现代成熟的研究方法？“新方法”在热闹了一年后又归于冷清，以致于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界竟无一种成熟的文学理论体系问世。新理论、新方法仅靠浪漫的热情与盲目照搬，不能熔铸为中国文学自身的思维。
我认为，西方文学研究方法论是以西方人的思维总结与提炼西方文艺实践而形成的。东、西方文艺作品虽然有人类共通性，但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却是各自更突出的民族特征。西方人的理论思维不可能直接“栽植”于中国人的思维中。在中国古典文学、戏剧作品中，难以找到那么多的“俄狄浦斯情结”。设若像精神分析学那样，将性欲普泛化运用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这将同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特质愈来愈远。这几年，我一直在提倡文学研究方法论的“中国化”，希望通过大量的理论探讨与研究实践，对西方的文学研究方法加以改造、吸收，来创造出适用于中国文学、戏剧实际的研究方法论。它应该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开放与多元的现代理论。
较之精神分析学，原型批评开辟了又一个新的文学研究空间。它突破了佛洛伊德单纯的对人类性心理的扩大化关注，而将对人类深层意识的挖掘同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相结合。容格强调“集体无意识”不是个人性意识，它来自种族、历史的积淀，是个人的种族在历经千百年过程中形成的。这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容格的名言是：“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浮士德精神就是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精神。歌德作为德意志民族的伟大作家，将自己心灵深处即集体无意识中德意志民族精神表现出来了。歌德的“浮士德”一下子震撼了德意志人的心灵，在他们心灵深处激荡起巨大的共鸣，因为每个德意志人身上皆有浮士德精神。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不再用抽象的“集体无意识”，他直接称之为“原型”。原型，是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也是一种象征，是可以明确指陈的。
如何运用这些理论，则是对于中国学者智慧与能力的考验。容格、弗莱都曾揭示西方文学中的许多原型，例如弗莱提出过神启意象、魔怪意象、类比意象等原型。但是中国文学、中国戏剧源远流长、自成体系，有自己的文化原型。屈原、诸葛亮、岳飞，都是由实在的历史人物演变成中国文化原型。章俊弟研究中国戏剧的原型，没有照搬容格、弗莱理论，而是得益于神话－原型理论的思维方法，提炼出中国戏剧自己的文化原型。他查阅大量的戏剧资料和历史文化文献，敏锐地提出了中国戏剧中的人神恋神话原型。他结合对屈原《九歌》作为戏剧雏形的分析，揭示人神恋原型在神话剧中的物态化。这一揭示确实将中国戏剧中众多的剧目、剧中人关系做出了一个深刻的提炼，它不是梳理戏剧人物的外层关系，而是深入戏剧人物关系的文化特质与内涵。《天仙配》、《柳毅传书》、《牛郎织女》、《张羽煮海》、《洛神》、《白蛇传》、《宝莲灯》、《金鳞记》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剧目。章俊弟将其视为一个文化整体，揭示其中深藏的人神恋神话原型。他更从《红拂记》、《望江亭》、《琵琶记》、《白兔记》、《再生缘》以及20世纪现代话剧《聂荧》、《雷雨》、《秋声赋》、《家》中，发现了人神恋原型在世俗剧中的置换变型，富有独创性地论证了这一神话原型的内系统和它的变化，指出在中国戏剧中人神恋神话原型中“女神”可分为天神与地礻氏两个子系统。他从原型批评的“向后站”与整体观念出发，将中国古典戏剧与20世纪现代话剧视为一个文化整体考察，发现其一脉相承之处。古典戏曲中的人神恋原型，在20世纪现代话剧中以变型置换而存在着。这种原型的文化存在是潜在的，是发人深思的。20世纪中国现代话剧是以对传统戏剧的告别、向西方话剧学习为自身追求的。历来的情况是，不仅这两种艺术各自独立存在，互不联系，而且研究领域也是泾渭分明，分为两块，经章俊弟的揭示，其内在系统仍因中国文化的传承而被确认。这在中国戏曲与现代话剧的研究中，颇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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