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年代起，人们在被鲁迅思想的犀利与深邃所震撼的同时，就一直在思索鲁迅的思想本质与根本价值在哪里，另一方面，也总是有人试图以形形色色的名目削弱或抹杀鲁迅的价值。张梦阳通过对鲁迅学史的发掘、爬梳与分析，提出鲁迅的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就在于“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论》所说，“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这样看来，在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历史中，一直伴随着智者对本民族精神的反思；尤其是明代中后期李贽、黄宗羲等人的异端反思，对于长期笼罩在儒家氛围中的民族精神不啻于一针清醒剂，但比起根深蒂固的传统来说，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鸦片战争以来，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之后，急于拯救民族危机的先驱者才把精神革命提到重要位置上来，发动了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鲁迅，对中国人的精神做出了怎样的反思呢？
“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下卷，601页）。在张梦阳看来，鲁迅就是这种本民族最高境界的精神反思者，是专门致力于民族精神反思的伟大思想家。鲁迅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是他留给中华民族以至整个人类的最大一笔精神财富，最大的贡献就是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精神解放。而鲁迅学的精要之处，就是对鲁迅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进行再反思，借以推动精神解放。
张梦阳认为，鲁迅学的突进和迂回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一旦为单一化的图式思维与扼杀个性的规定思维所囿，在研究者与鲁迅之间就会形成“隔膜”，不但无法得出正确的理性认识，连凭直觉思维感悟到的真实都不敢确认。如《野草》学史上长期存在的所谓鲁迅“黑暗面”的争论就是一个例证。冯雪峰1946年在《鲁迅回忆录》中，揭示了在鲁迅的燃烧起人们的心的诗与力的背后，似乎存在着一种不可捉摸的虚无和无限的冷酷的大矛盾，这种“空虚，灰暗和痛苦，也不能不是时代或社会的空虚与灰暗的反映，尤其在这种时候，一切这样的思想家就都要经由这种矛盾的克服而更向前进”。可是在后来出版的《回忆鲁迅》中，冯雪峰把这些真切的论述删去了，不再提“鲁迅思想提供给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最大的价值”问题，而是说《野草》中的“思想就不能当作鲁迅先生的社会思想的代表来看”，“在鲁迅先生的著作里面也并不占那么重要的地位”，甚至于“其中好几篇作品，无论在思想上在感情上都是个人主义的，而且阴暗的，有虚无感的，悲观而绝望的”。到了《论〈野草〉》就进一步倒退，认为鲁迅“已经不能正确地把握当时的现实的发展，明确地认识革命的前途”，是“站在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上而从事个人主义的战斗”。这种认识上的大滑坡，绝对不只表现在冯雪峰一人身上，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整个社会的大趋势，几乎不可遏止。直到改革开放，人们才大梦初醒，明白了正视现实、正视黑暗的真正意义，对《野草》所谓黑暗面的理解也才有了质的转变，大大提高了研究的精神境界。再如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接受史也是如此。
中国鲁迅学的发展历史，几乎是与20世纪中国的精神解放同步进行的。精神解放时，鲁迅学就得到发展；精神禁锢时，鲁迅学就受到阻碍。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张梦阳指出，除了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因素之外，鲁迅本身话语系统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报告坏消息的“恶鸟”的本性，也使得对鲁迅的反思进行再反思并非易事。但只要解放思想，发挥学术个性，变惟圣思维为惟实思维，变趋同思维为求异思维，变单一思维为系统思维，变静态思维为动态思维，变二维性结构为三维性结构的开放思维，就能够在历史的时空中真正贴近鲁迅，排除神化、俗化、功利化以及儒家反弹等种种干扰和谬象，准确地把握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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