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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洪子诚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8月版。 |
从“当代文学”回顾其“来龙”的“现代文学”，并考察其“发生”过程，虽看似固守学科的“边界”，反是有可能破除一些“前见”的约束，获得更开阔的眼界。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追问：“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是什么时候提出的？怎样提出的？它的出现形成了什么样的文学等级及分期方法？这其中又包含有怎样的“意识形态”含义？这种对“古代文学（史）”的考察方式，是洪子诚先生的思路。
一般说来，某一学科的“学科化意识”，往往不是表现在披荆斩棘的学科扩充，而在于对学科“原点”的回溯、“重读”乃至质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对种种“发生”、“确立”、“资源”的探讨，是近年来不辍的课题；同时，由这样的探讨反观学科自身“身份”的界定，则又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不过，由于学科发展的不平衡，立场问题在其中担当着至关重要的职责，否则有时难免导引出尴尬的局面。譬如以“现代文学”立场观察“当代文学”的发生，就可能使“当代文学”在“现代文学”的学科优势之下，在一些粗暴的研究思路之下，仅只成为了现代文学的“演变”，最多是“变异”，这时所谓现、当代文学的“整合”、”打通”，实质上成了现代文学单方面对当代文学的“收编”，反倒遮蔽了研究的视野。倒是从“当代文学”回顾其“来龙”的“现代文学”，并考察其“发生”过程，虽看似固守学科的“边界”，反是有可能破除一些“前见”的约束，获得更开阔的眼界。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追问：“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是什么时候提出的？怎样提出的？它的出现形成了什么样的文学等级及分期方法？这其中又包含有怎样的“意识形态”含义？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就是研究自身的展开。
这种对“当代文学（史）”的考察方式是洪子诚先生的思路。作为一位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者，洪先生似乎对这一学科的“学科身份”十分敏感，也十分警觉，对“当代文学”的概念，不仅专门做了类似知识考古的工作，而且凡有使用，必谨慎为之。从他极有影响的论文《关于50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1996年第2期《文学评论》）、《“当代文学”的概念》（1998年第6期《文学评论》），到专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再到新著《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2002年）均是如此。大致观察一下这一序列，也使我们能够把握洪先生思考的“痕迹”。在《问题与方法》中，洪先生正是从分析19世纪40年代文学入手，讨论了“生成”过程中左翼文学凭借自身力量所做的筛选和逐步制度化、中心化的步骤，及“生成”后左翼文学的“耗尽”。
本书中，把“当代文学”视为“左翼革命文学”的当代形态应该是论述的中心环节之一，围绕这一环节，许多话题远远近近地被展开。就左翼革命文学来说，洪先生不仅梳理出一个从20年代末到当代的流变过程，即从“边缘”不断地走向“中心”，同时它的“革命性”和创新力量又正是在“正典化”、制度化的过程中逐渐失去，“逐渐耗尽”；更主要的是，他关注其中复杂的关系，引发更深远的文学思考。对1949年后文学刊物性质的变化，洪先生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现象。说它重要，是基本上结束了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方式。现代意义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随着期刊性质的改变，基本上结束了。”（206页）又比如谈及50年代后作家身份与大学的关系，他认为：“在‘当代’文学规范中，强调的是革命的生活实践、经验，题材的转移，在工农和实际工作者中发现、培养作家的‘战略目标’，导致学院、大学在文学领域的地位的极大削弱，也导致跟大学有联系的作家地位的下降。”（224页）这样的论断，其实都可以成为考察当代文学特征的重要角度。另外，关于左翼革命文学对“现代派”作品的批判与拒绝，也是一番有意思的讨论。在《问题与方法》中，洪先生两度谈到这个问题。讨论当代文学对文学经典、文学遗产的处理时，洪先生剖析了左翼革命文学对“现代派”的“策略”，即“用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把它们剥离出去”；清理当代文学的“资源”时，再次谈到对“现代派”的抗拒问题，这里他提到的则是一种类似悖论的困境：一方面，左翼文学对现代派的拒绝是理所当然的，但在马克思主义，尤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的确出现了革命文学与现代派文学的沟通；然而同时，“如果说革命文学变得同情、靠近‘现代派’，那么，革命文学自身存在的理由也值得怀疑了。”这样的论述打破我们对于革命文学与现代派势不两立的想像，从而得以体察当代文学内部构成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关于本书的体例，颇可一说。“讲稿”，让我们在“严谨”之外领略了不少洪先生的“漫谈”——自然，两者并不相悖，只是“风貌”侧重各不相同。——换言之，这部书中存在着至少两个“声部”：一个学术研究的声部，一个个人体验与回忆的声部。洪先生自言，“我们都是生活在‘当代’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我们谈论的‘历史’和我们的‘记忆’有关。”因此，在对一些文学事件、文学现象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历史的同情”在洪先生那里有时就是“现实的同情”，同时具有了对现实的“超越”。不妨举例说明。还是卢卡契那一节，谈到“卢卡契在我们这里成为反动人物的另外原因”，是匈牙利事件，洪先生遂回忆到当年在北大唱《国际歌》的情景（265页），他接着说“那个时候经历的，许多是‘宏大’事件，好像顾不到‘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那些琐碎的方面，好像只是在社会日益‘世俗化’的年代，才凸现了它的‘意义’。”其实，这样的文学史写作已经不仅仅是“体例活泼”的问题了，而是关乎对文学及文学史研究的理解。在今天集体写作文学史已经式微的情形下，个人的文学史写作基本已成定局。但问题是，这种个人性究竟该体现在何种层面上？尤其是当我们一方面强调谨严的“体系”，一方面强调再现历史的丰富性与多义性的时候，那么“复调研究”是不是可行？我觉得《问题与方法》像是一个范例。如果同意这一点，接下来可以理解洪先生两个“声部”重奏中的不和谐音。比如，一个艺术理想主义者在面对“枯燥”的文学研究时的两难，他对“双重标准”的借重与设防，乃至行文中常见的对自己“职业”的自嘲，决不仅仅是一种“姿态”，恐怕多少体现出他对边缘研究／学院体制的体验，以及对此一学科及研究的疑惑、反思。
因为当年听过课，所以拿到这本书，最先翻阅的是“自序”，毕竟，这是前此没有听过的“独白”。不妨引一段做个收束。里面有一段，洪先生说到他上课时的“走神”：“我在‘三教’上课的时候，就常发生这种情形。教室朝南的窗户外面，就是‘五四运动场’（1956年我入学时，还没有这个名字，那时叫‘棉花地’，以前是一片种棉花的农田？棉花地这个名称，其实相当不错。）。”耳闻目睹运动场的热闹，洪先生不禁发回忆之幽情：“五六十年代三教、四教这个地方，是一个小湖，周围山丘环绕，湖中间还有长着几株柏树的小岛。湖边排列着高大的杨树。几阵秋风过后，树下便积满厚厚的落叶。东边小山后面幽深的树林里，隐藏了一座四合院，住着不知名姓的人家。这一切，如今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继续“走神”下去，想象听课的人“如果去读一本有趣的书呢？或者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呢？如果天气晴朗而且凉爽，那么，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坐在未名湖边看着湖水发呆，在遍布学校周围的茶馆、咖啡室里和朋友聊天，是不是更好？”我觉得，这些字句，使我辈后生小子从这本书里“读出来”，洪先生也“讲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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