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琳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今年刚满13岁的邹琳虽不如韩寒、郭敬明一般星光耀目，但也是一个足以令人瞠目的文学怪才了。10岁时邹琳在江苏《少年文艺》发表童话小说《露茜梦游奇遇记》；11岁时，她获第四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其间，她又连获由《中华读书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学生性情作文（网络）大赛”二等奖，“中国少年作家杯”作文比赛二等奖。2002年11月、12月，邹琳创作的两部长篇武侠小说《踏莎行》和《少年英侠》又先后由香港明报出版有限公司明窗出版社出版，而这两部作品分别创作于邹琳11岁的寒假和12岁的暑假。对于小说，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的评价很中肯：“《踏莎行》这部小说很容易看，也很好看，但要明白究竟，却需要一些特殊的读解提示。作者固然是在写武侠小说，但也是在写诗——所以用‘踏莎行’这一词牌作书名；是在虚构古代武侠故事，也是在书写青春少年迤逦动人的心理梦幻。所以，我更愿意把这部小说看成一个典型的中学校园里的少女武侠梦。”
其实，邹琳已经不是孤立的个案了。“少年作家”的风气应该追溯至上个世纪90年代乖乖女郁秀的《花季雨季》，而后又有饱受争议的韩寒的《三重门》、《零下一度》；如今则更甚，郭敬明，一个被人称作“韩寒第二”的少年，凭一本《幻城》赢得了曹文轩等北大著名教授的交口称赞，英气直逼韩寒；蒋方舟，13岁时已出版《打开天窗》、《正在发育》、《青春前期》和《都往我这儿看》4部作品集，同时成为《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的专栏作家；窦蔻，6岁时已经成为《窦蔻流浪记》和《童年的眼睛》两部书的作者……
尽管个人的成长道路和生活环境不同，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在年纪轻轻时，就开始在文字写作上表现出惊人的天赋，用著名文学批评家谢友顺称赞蒋方舟的话说是，“忽然发现努力多年才稍微领略的文字秘密，今天已被一个13岁的女孩轻易地掌握，甚至比我们做得更好，难免有些让人沮丧。”更让我们“焉知福祸”的是，他们的后来者正在以更小的年龄出现在文学写作的领域里。
据邹琳的母亲王建华女士介绍：“邹琳走上写作的道路离不开兴趣和梦想；兴趣是她写作的动力，大量的阅读是她写作的基础。”王建华告诉记者，自从邹琳上小学以后，家中每月花在购书上的钱就有100多元，其中文学、历史类居多，如今家中藏书已千册以上。而邹琳则对记者称，自己读书的速度很快，为此还专门学过速读，当然记忆力也特别好。2002年暑假，在北京王府井书店，邹琳曾经在地上蹲了一个小时，把《悟空传》读完，还眉飞色舞地复述给妈妈听。
2002年，邹琳的两部书稿由严家炎教授推荐给香港明窗出版社时，香港方面起先并不相信。为此，该社总编辑潘耀明亲自飞抵北京与邹琳面谈。当邹琳当面回答了潘先生的多个问题并背诵多篇古诗词后，对方才相信两部书稿确实出自这个年仅12岁的小姑娘之手。
对于邹琳的成长，严家炎教授认为，从小养成的广泛阅读的习惯是邹琳成功的最关键因素。他说：“虽然邹琳的父母都是理科出身，但是他们并没有轻视孩子阅读和写作兴趣的培养，从听故事到单独阅读，从模仿写作到独立创作，慢慢地启发孩子的艺术想像力，提高文字表现力。孩子有了冲动，有了灵感，自然就会学着表现出来。”
比邹琳更有名气的窦蔻、蒋方舟也是如此。小窦蔻虽未满7岁，但家中藏书已逾3000册。据窦蔻父亲窦玉明称，窦蔻已经读了1000多册。窦蔻父母在全国各地打工，为了既不耽误生意，又不至于把儿子给丢了，窦玉明每去一地，就先找个新华书店把小窦蔻往里面一撂，放下些干粮再去忙自己的事情，小窦蔻就一个人在书店里看书、做作业、写日记。蒋方舟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喜欢看书，没有书就要看有字的东西，不然就闲得发疯，坐公共汽车都要看前面座位上贴的广告。”
无论这些“少年写手”在人们眼中如何的才能卓著，成绩非凡，但从年龄上看，他们毕竟正处于接受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阶段，围绕在他们周围的系列问题便总与教育分不开。邹琳，虽然在写作上表现突出，但其他各门科目与同学无异。邹琳自己称，看起文学书籍来兴趣盎然，但是背起历史课、地理课来也是烦得很；而小窦蔻则因其写作天才和智力水平远远超过同年龄的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找不到合适的学校，进入南京中英文学校后，3个月即退学，其父窦玉明则因担心自己费尽心思培养的孩子被现行的学校教育耽误而让窦蔻回到家中。在对超常儿童的因材施教上，多数学校显得无能为力，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沉思：
思考一：少年作家的成长与学校教育。北京大学教授刘勇强认为，这些少年的语言表达能力显然在同龄孩子之上，写作本身也有独特的眼光，但是从教育的角度来探讨，则不大好评价，他们有自身的特殊性。严家炎教授则认为，现行的学校教育尤其是语文教学不适合孩子个性的发展，他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是在接受刻板的语文教育，分析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把本该生动活泼的语文课搞得索然无味。”严家炎认为，如果我们的语文教育注意了如何生动活泼，如何引人入胜，那就会有更多的学生在文学写作上露出惊人的才华。与此相对，中国少年作家班班主任孟翔勇却认为，教育体制可能会扼杀一部分孩子的天才潜能，但是个性化发展的尺度确实不好掌握，在这些少年作家的成长中，语文教育毕竟培养了他们必要的文字基础，其作用不该一笔抹杀。
思考二：靠文学可以改变命运吗？2001年，《萌芽》主编赵长天在《文汇报》撰文称，对文学的爱好将会使这些少年作家永远得益；但如果想靠文学来改变命运，十有八九是要落空。在采访中，邹琳和她的母亲都表示，未来还是会以学业为重，创作只是业余爱好。邹琳的愿望是将来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自己喜爱的文学。当记者告诉她北大中文系培养的不是作家时，邹琳反而表示，现在并不很着急将来做什么，她不会把文学当成自己谋生的职业，但是她肯定不会像韩寒那样中途辍学，而是一定要接受完高等教育。钟情北大的不止邹琳一个人，2002年，武汉男孩胡坚欲凭一本《愤青时代》叩门北大，虽然最终并未如愿，但胡坚事件却引出了人们对于高校招生与人才选拔新的思考。首都师范大学王云峰认为，应该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给这些“怪才”一个发展的机遇。据了解，今年首次拥有招生自主权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已先后表示有5％的新生特招名额将对5类学生敞开大门，这其中就有“在文史哲等基础学科方面成绩优异者”和“在某一方面特别优异的‘怪才’”。但条件是他们的高考分数能达到当地的重点线。
思考三：少年作家给学校教育的启示。据说，胡坚在申请北大特招时曾说：我虽不是天才，也算是个人才。胡坚最后拿得了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少年作家留给学校教育的思考却没有结束。严家炎告诉记者：“少年作家的涌现只是个例，不是每个小孩都可以如此，但是它可以给我们的语文教学提供启示——如何把枯燥的语文教学搞得生动活泼，在教学过程中选择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来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启发其幻想和艺术想像力，让学生觉得读和写不是苦涩的事情。”王云峰也认为，少年作家在学校学习中出现个别科目成绩不理想是完全可能的，但决不可怕。他认为，这要看基础教育设定的目标是否合理，靠什么来衡量。没有一个人能成为全才，考试成绩不理想未必就不是人才。
随着少年作家不断涌现，社会上也陆续出现众多不同的声音，大体来说不外两种。一种认为这些少年作家是文学天才，他们为日益失去市场的纯文学创作吹进了一股新鲜之风；另一种观点则显得很低调，认为所谓的“神童”出书是出版社的恶意炒作，而这些出版品是“成人文化的恶俗部分侵犯、践踏儿童世界，消解儿童的童年生活权利”！
对于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孟翔勇不以为然。作为中国少年作家班的负责人，孟翔勇接触过大量具有不凡写作才能的“小作家”，经他手编辑出版的少年作家作品集也有20多部。孟翔勇告诉记者，他一直很平淡地对待这件事情，对于少年出书，两种观点都欠妥当；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环境，独特的家庭背景，他们把自己的感受用文字表达出来是件好事；写作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能因为个别出版单位为追求利润而进行炒作就否认了它们的价值，但是也不能认为这些少年作家就是文学天才了，将来的生活就衣食无忧了。孟翔勇说：“即使韩寒有一天写不出任何东西，这也是很正常的，少年作家正在成长，我们不能现在就一棒打死。‘伤仲永’的论调是不负责任的，‘江郎才尽’的说法也很不现实。”
王云峰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孩子有自己的发展阶段，不要把孩子当成缩微的成年人，也不要认为他们就应该什么都不懂。”但他同时也表达了对某些出版社和媒体的不满，他认为，有些出版社和媒体对于少年作家的宣传和报道心态极不正常，宣传炒作的中心不是作品，而是作家本人；不是靠作品的质量去赢得读者，而是靠猎奇作家的奇闻轶事吸引人。向香港明窗出版社极力推荐邹琳的严家炎教授也认为，出版单位的急功近利和媒体对少年出书的夸大不符实宣传，很可能会在这些年轻人充满希望的成长道路上设置不小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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