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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82年自《十月》调至《当代》杂志的，1988年离开。我在《当代》时正处于精力充沛的最佳年龄段，每年发稿都上百万字，阅稿则超过千万字。从普通编辑到编辑部副主任，后来又当了副主编，曾编发过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也结识和发现了不少作家和文学新人。
王朔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空中小姐》发表在《当代》，大约是1984年。最早看他初稿的是当时的编辑部主任龙世辉（可惜我的这位湖南老乡、编辑家已经去世），后来老龙离开《当代》，我接手又让他几经修改，前后改了四遍，由九万字精炼到四万字，发表后反应不错，很快就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作品带有很浓的自叙色彩，写的是一名海军战士与空姐的爱情故事，很纯情，富于理想和英雄主义色彩，有一定的感染力。故事就是以王朔自己的初恋为背景，当然，实际生活中那位空姐并未殉难，他们友好地分手了。紧接着《当代》当年又发了他的第二部中篇小说《浮出海面》，仍带有自叙成分，写的是一名待业青年（还是残疾）同舞蹈学院的一个学生的爱情纠葛，实际上很大部分取材于他同他妻子，一位舞蹈演员之间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已流露出作者某种玩世不恭的情绪。例如男主人公名叫石岜，这是我让他后改的，原来的名字是王岜（实是王八的谐音）。此小说改编为电影名叫《轮回》，那是后话了。在《当代》连发两部中篇后，他一发不可收，陆续写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橡皮人》、《顽主》、《我是你爸爸》等，他的解构主义，他对崇高、理性的拒绝，对传统和现存行为规范的蔑视，对伪道学和“革命”辞藻的调侃嘲笑，以及对城市底层青年越轨行为的描述，对他们流行语言的熟稔和运用，都使其作品驳杂绚烂，别具一格，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却也令某些人大为侧目。王朔完成了“由纯情走向邪恶”（我在一篇评论中的用语）的过程，肯定者认为他是新京味小说的代表，创造性地把一些市井俚语引入小说创作；贬他的认为他是“痞子文学”的始作俑者，不屑一顾。
我印象中的王朔，始终是个中学生式的小青年，天生一副娃娃脸，见了我拘谨又腼腆，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聆听我谈稿子。后来他成了“大腕”，仍对我十分尊敬。看他的作品，切莫以为他就是出身于大杂院的“胡同串子”，其实他是军队大院里的孩子，父亲是军队院校的教授，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所描述的那样。他曾在舰艇上当过卫生兵，退役后在医药公司做销售员，据他说经常要带着药品下乡推销，住在大车店的土炕上招一身虱子，后来辞职申请了个摆书摊的执照也没真正干过。“码字”生涯是他生存手段的一种尝试，先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过短篇小说，没啥反响，在《当代》发出《空中小姐》，才使他产生信心。当时他没工作，妻子也刚当演员，《浮出海面》发表后可以拿到1000多元的稿费，这对他来说是笔大收入。是我出馊主意让他和妻子共同署名的，这样平均不至超过八百元，就免缴个人所得税。《当代》对王朔也着意培植，第一次刊物评优秀作品奖，给他颁发了“新人奖”，请他去怀柔水库度假。那次我目睹了他作为海军战士的泳姿。他身体颀长结实，以自由式横渡水库两个来回还很轻松（我游一趟便气喘吁吁了），难怪他受到女追星族的青睐。《当代》还请他去海南岛参加笔会，就是那次会上他结识了王海鸰，后来他们合作写了电视连续剧《爱你没商量》。
有一年王朔的作品影视改编率极高，一年有四五部，被称做“王朔年”。及至他参与策划《渴望》，分工撰写《编辑部的故事》，可谓达到了巅峰。待到拍摄《爱你没商量》、《海马歌舞厅》，则已成强弩之末，所以又改而参与策划拍摄革命题材的影片《红樱桃》，再获成功。王朔极其聪明，很善于包装炒作，以他“文革”时读中学的那点文化，全凭勤奋，成为一名独具风格的作家，走出自己的路，着实不易。他写人物对话，特别是当今城市青年的时尚口语，惟妙惟肖，堪称一绝。有些词语，例如他的一些作品的篇名《过把瘾就死》、《爱你没商量》、《玩的就是心跳》等，已成为一种流行语和口头禅，这是别的作家所做不到的。对王朔及其作品，不管你是否喜欢，都得承认，在新时期有这样一段相当火爆的“王朔现象”。在文学走向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对待不同风格流派和各种各样的探索实践，应该采取宽容、平和、开放的态度才是。
王朔为人仗义、忠厚，这点我深有体会。我已见惯了一些“一阔脸就变”的名人和作家，而王朔大红大紫时也待我如故。我组织的活动哪怕很小型的座谈和讲课之类，他也招之即来，从不端架子。我到作家出版社后，相继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玩的就是心跳》和《王朔谐趣小说集》等。80年代末，我获咎被免去副总编的职务，为“痞子文学”张目，也是其中一条“罪状”。当时我真有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感觉，而王朔和另外一位作者专程跑到我家，陪我玩了一天，使我至今不忘他们的情谊。
（摘自《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靳大成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本文作者章仲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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