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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更，被称为颇有“杀伤力”的“文坛冷枪手”，由他创作的《绑赴文坛》（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一书以嘻笑怒骂的风格，直击文坛，以崭新的视角对文坛名家逐一点评，并全方位地予以解剖。其中“现如今的达官贵人、才子佳人或贩驴贩马者贩发了，自然也要MBA一下”、“太坦率近乎无耻，有时适当虚伪却是一种涵养”、“有人请你吃饭，表明你对这个社会还有用处”等精辟论断，可谓笔锋犀利、字字珠玑，连余华、毕淑敏、池莉也为之叹服。 本文摘自该书。
文凭热应该是20年前的事情，到了10年前，忽然从顶峰一个大下坡，在校的学子们也只高呼60分万岁了。到了近几年，不少高才生兴起退学热，尤其是演艺圈内，在校生急于利用青春资本上戏，学校警告也不听了。
最近又冒出个韩寒，居然中学也不上了。要说他是一般人物，倒也罢了，不少鸡鸣狗盗之辈，大多是独生子女，被惯坏了，学校也放任自流，旷课就随小子们去吧。可韩寒不同，他虽然在学校有6门功课不及格，写的书却发行十几万册，远远高过那些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们，这真叫人狼狈。
狼狈的还不止中国作协的名家们，真正觉得挨了一大嘴巴的，我看是中国教育界的权威们，他们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十年，换来的是一片骂声，包括被他们教育成名成家一些人也指桑骂槐。以前是叫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中小学课本，先是各大学不买账，接着各地方教育部门也不买账了，纷纷自立门户，编起各种地方版教材来。若果不是还有高考这个尺子量着，我想连村级学校也会搞成私塾，人民教育出版社也就不可能一枝独秀了。
这说明我们的教育的确出了问题，不是小毛病，是大问题。
本人就是在文凭热时进了一所师范学院，当时就不想进师院，时人有评：师范师范，施舍饭也。直到20年后的今天，师范仍是不少学生迫不得已才填写的志愿。在下无才，自不敢为人师表，只是考分甚低，只好去做人民教师。话说回来，很多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考入高校的人，如今在写作上也成大名成大家了，可他们仍念念不忘文凭，还要进学校去镀镀金。
这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恐怕不能妄下结论。
主要是中国社会现状造成的，游戏规则是这样制订的：有文凭，才有如意工作，尤其是农村人，进城的道路以考学为最优。
当然也有提篮小卖的，那得攒多少年毛票子呵？不如大学一毕业，中山装或后来的西服，穿着就坐机关去了。
在文学救国的年代里，你作家再有名，换个岗位尚可，升官免谈，或不易谈。
文凭、职称，国家机关看的是这个。
没办法，得想办法混个文凭。武汉大学也顺应潮流，率先开起作家班，帮名人、准名人们补课。同时也因为在校应届生们不重视大学教育，叫小的们开开眼：看看，人家作家们也要接受咱们的再教育呢。
池莉和喜大郎喜宏当时想上学，作家班还没开呢，只好在武汉大学读夜大，武汉地大，青山到东湖，山高水远，走读二年，其心至诚、其志至高、其情至感。
若干年后，池莉似乎并不后悔，似乎在有些书本小传中还特意点上一笔是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
其实以她之学养，能在大学学到什么？硕士、博士都得靠写她的论文去混文凭呢。
比如鄙人，在大学里除了攻攻英语、到各大学串连业余诗人，古典文学、古代汉语、写作课等均不及格需重考过关。我得承认我什么也没学到，脑子里还是中学时的东西。
再比如鄙人之小弟，非要考个大学，正规的进不了，进个电视大学，世界上最大的大学，三年学下来，还得靠老爹找个国家工打，却开不出工资。索性跳出来做小本生意，几年下来成了李家最富之人，于是可惜那三年好时光，如放在生意上，不知又进项几何。大弟小弟，如今都不找国家的麻烦，开个公司帮政府负担十几个下岗者的生活。不像为兄，还得吃工资。
愧呀！
实在话，开了十几年作家班，连北京大学也不能免俗。
关键之关键，还在于你眼中文凭究竟有无分量。说它有用，它就有用；说它无用它还真无用。是学惠能，还是跟神秀，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沈从文没文凭，就靠读一本《史记》打天下，照样在大学里教书。
钱钟书当年考理工科目仅如今日之几分，若不是大学网开一面，何来今日之所谓文化昆仑？
我们的考试越来越有当年之八股味了。多少人都会靠银子开路，既然已有地方在贪官把持下用银宝宝金蛋蛋捐道台，那开个后门搞个扩招之类有何不可，总之是赚钱嘛，没见那么多大学抢富裕地区的学子，那不仅是抢人才，也是抢钱、更是抢名哩。笔者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开学时去看了一下，仅中文系学生报到即要交6882元。随便算一下，四年本科读下来，连吃带用，怎么也要五六万元。
进入新的世纪，人才、文凭更有点炙手可热，在几个经济特区，人才交流会上，几乎清一色非本科不要，有些单位连招个修下水道、接电话的也声明要研究生。
假文凭当然要大行其道了，这是文凭的尴尬么？
不如说是用人制度的悲哀。
最近在古城平遥游荡，每个票号旧址皆有一本编辑、印制考究的《平遥览要》，大32开本，塑封，有小勒口，用的是山西省新闻出版局的内部准印证号，无定价。
卖者要30元一本，我还价还到20元成交，听说其他地方亦能以15元甚至10元脱手。
图书定价，是这种特殊商品的一个特性，我没看过多少外版书，不知给书定价是否是全世界的普遍管理方式。
但是，图书定价往往只反映了某一个区域和物价状况，与当地整个经济有很大关系，比如纸张、交通运输的成本，每个地方都有不同，这造成各地之间的经营差距。
同是一本书，在西北内陆，购买可能认为是负担，而在诸如深圳、广州等地，人们又会以为很便宜嘛。
这是图书死定价的弊病，不能随行就市。
好多年前，笔者就在报上呼吁无标价丛书的出版，可惜全无响应，不知是操作起来有困难，还是有关管理部门法规不允许。
不过，近10年，美术类图书已悄悄试行此种方法，那种大码洋画册，无实价，摆在哪里就标哪里人可以接受的定价。笔者观察过，同一种画册，放在珠海标的价往往比放在北京的贵两成左右。这也许会引起一些精明的藏书家的不满，但却是符合价值规律的。
这里，我还是再次呼吁有关出版社能做头一个吃螃蟹者，出一套无标价丛书试试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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