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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众心目中的“灾难预言家”，耶鲁大学教授、《非理性繁荣》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希勒再次以一本新书引发广泛争论。他设想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惠及我们每个人的风险大为降低的全新社会。问题是，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造设想究竟有多大的可行性呢？
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近年来轰动世界的《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一书的作者（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在那本书中，希勒将当时一片荣景、高歌猛进的股市称为“一场非理性的、自我驱动的、自我膨胀的泡沫”。当时似乎没有多少人对他的警告太当回事儿，然而此书上市一个月后，希勒的预言成为现实，纳斯达克崩盘，道琼斯随之狂泄，然后是持续至今的衰退和停滞。
因为此书，平时很少踏出学术圈子的希勒一下子成了公众面前的明星，《非理性繁荣》也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成为人人争读的畅销书，惹得曾担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的罗伯特·鲁宾说，希勒本人才是股市大跌的最大受惠者。另一个原因是，如果能让我这样一个门外汉提起兴趣，并能读懂一二的经济学专著，能够跻身畅销书榜，想必决非太过意外。
作为一个大众心目中的“灾难预言家”，希勒在这个容易担惊受怕的年代得到了非凡的礼遇。今年4月，他的新著《金融新秩序：21世纪的风险》（The New Financial Order：Risk in the Tw enty－First Century）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再度引发广泛争议。
4月14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刊发书评指出，尽管《非理性繁荣》已使希勒得到经济学界的勇夫之名，但他在这本《金融新秩序》中呈现出来的大胆仍然令人大吃一惊。显然，他对自己通过《非理性繁荣》的成功所获得的明星般的“时尚经济学家”的地位并不满足，他的雄心是要在全球范围和制度研究领域有经典建树。《金融新秩序》正是他长期从事预测和防范金融市场风险研究的重要成果。
希勒在书中以一个社会改革家的面目出现，他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经济的波动越来越难以控制，现有的金融体制已无法保护人们免受某些严重经济风险的伤害，这些风险包括：工作收入的风险，社会活力的风险和国民经济稳定性的风险。在《非理性繁荣》中，希勒已经提出要抓住时机，“利用不断提升的金融技术来设计新方案以解决我们的家庭、城市和整个社会生活所面临的真正风险，”为此就要设计和推行一种全新的金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制。其中的一个设想是：建立“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global risk information databases），用以监控和预报世界市场上的贸易风险和无数新的贸易机会。就个人而言，该数据库储存了全部个人信息。人们将通过随身携带的一种特别设计的信息收发器，向该数据库报告自己的每项活动。这样，政府就能将地下经济和逃税行为斩草除根，从而为全体大众提供更为稳定和安全的经济环境。
我们知道，希勒是专工行为金融学的，更注重人和社会的心理等非市场性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风险可能因这些难以预计的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也可以因此得以化风险于无形。他举例说，技术革新可能会令某些专业人员失业，所以人们在选择职业时，往往从眼前和个人私利着手，规避从事某些从长远看可能造福整个社会的职业。希勒举了一个年轻生物学家的例子，此君要做的病毒研究有可能造成自己身体感染，而且他的专业将来未必会始终派上用场，虽然目前社会需要他这样的人才，但他也许会因为对人到中年后其职业前途的担心而从此转行。
希勒的解决之道是一种名为“职业保险”（Live lihood insurance）的社会制度，以此建立一个基于人们对未来各种职业平均收入预期的“职业期货市场”。保险公司可以将未来的收入承诺作为一种期货产品进行销售，个人则可利用这种新的金融工具与他人分担自己的职业风险。在这样一个市场上，一旦上文提到的那个年轻生物学家所在的行业衰落，保险公司将按照预先的约定为他支付年薪，从而保证其稳定的生活水平。同理，其他与个人生活水平相关的风险也可照此通过市场交易来分担，包括房产甚至失业率和通胀水平。
希勒也为政府设计了一套新的社会保障和所得税征收制度，以使社会各个层面——不同代际和不同收入的阶层共担风险。例如，将退休者的收入与在业者的收入挂钩——如果在业者的收入增长缓慢，那么，退休者也得为其分担痛苦。再比如，如果占人口1％的顶级富豪的所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现有水平，那么政府将对其课以更高的所得税，而社会其他阶层的所得税率将相应下调。而按照希勒的定义，货币将被一种与工资水平和日用品价格等联系起来的“挂钩计算单位”（indexed units of account）所取代。
更引人注目的是，按照希勒的设想，他的风险共担计划将是世界范围的、建立在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一种全球性的宏观保障机制。在这种机制内，国家可被视为某种意义上的上市公司，出现在一个GDP市场上，并受到其保护。国家的债务与其国民收入挂钩，如果东南亚金融危机或去年阿根廷金融危机那样的情况再出现，这些国家的支付便可相应减少。不同国家之间的风险可根据一个国际协议共同分担，互相抵消。
很多学者认为希勒的这些设想太过超前，是妄图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中的精华，通过高科技手段结合起来的一种白日梦想，即要保证自由竞争的市场和社会活力，又要加强政府对市场和个人的强力监控。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仅仅含糊地说此书是“一本涉及重大主题的重要著作”。
希勒自己也承认，老百姓对他设想中的那种额外的经济保障并无迫切之需。不过他坚持说：“如果我们能以某种形式实现其中的哪怕一种设想，那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写完本文的时候，恰好看到一篇文章，记录了林毅夫教授不久前在北京对希勒当面提出的几个疑问。其中一个很逗，上升到了人生哲学的高度，不妨摘录如下——林教授说：假定希勒教授的这些构想都能实现，我们能够把我们所有的风险都分散掉。在那种状况之下，我们是不是会出现所谓“美丽新世界”所描述的那个景象，人生一点风险都没有，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以个人经历而言，从小在战后美国蜜罐里泡大的希勒怎能与泅海重生的林毅夫相提并论？我想，对这两位经济学家而言，“风险”一词显然有不同的意义。
《金融新秩序：21世纪的风险》（The New Financial Order：Risk in the Twenty－First C entury），（美）罗伯特·希勒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非理性繁荣》，（美）罗伯特·希勒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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