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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在军，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军队文艺工作，1959年调中央电视台任导演至今。在近40年屏前幕后的职业生涯中，她编导制作了各类电视节目一千多台。60年代和70年代初，编导播出了《东方红》、《白毛女》、《天鹅湖》、《茶花女》、《长征组歌》等大型文艺节目。80年代以来，主要担任电视文艺专题、大型晚会的导演，是中国电视文艺和春节晚会的主要开拓者。 她在《屏前幕后——我的导演生涯》（重庆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一书中讲述了其不凡的导演生涯。 下文摘自该书。
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个节目的电视转播，是由我负责的。
从台里接到任务后，我很兴奋，感到了一种极大的信任。这时我26岁，虽然在文艺组导演里年龄最小，但已经多次担任各种晚会、重大政治活动和节目的实况转播，如《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宝莲灯》、《五朵红云》、《小刀会》、《红珊瑚》、《刘胡兰》、《蝴蝶夫人》、《茶花女》、《骆驼祥子》、《李白戏权贵》、《拾玉镯》等一大批舞剧、歌剧、话剧、戏曲、音乐舞蹈和专题节目。这些任务完成得都不错，也积累了经验。但我知道，《东方红》有些不同，不仅演出的规模空前，而且艺术水准很高，集中了国内一大批顶尖表演艺术家；同时，还会有许多中央首长前来观看演出，毛泽东主席也可能要来。因此在交代任务时，台领导一再叮嘱：一定要搞好，不能出一点差错。
我下了决心，要多吃点苦，下功夫把这个节目转播好。那时设备条件极其有限，不像现在，可以提前将排练情况录像，回来再仔细研究，导演的许多准备工作，完全要靠笨拙的“手工劳动”。我骑着自行车，一趟趟跑到人民大会堂看排练，了解节目内容，了解每一个场景，了解舞台调度，了解不同演员的造型特点、镜头的最佳表现角度。我干得极认真，眼在看，手在记，脑子里也在不停琢磨。当时没有变焦镜头，全是死镜头，每个画面，每个场景，都画成小人儿来表示，做到心中完全有数。正因为如此，我很害怕修改节目，他们一改，我也得推倒重来。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节目还得经常改动。这样，我的导演台本便积下了厚厚一摞。这个镜头本我很珍惜，可惜后来由于多次搬家，没地方搁，只好把它们给销毁了。
电视媒体发展迅速，电视台也因此显得越来越重要。现在，组织文艺节目，只要中央电视台参与，编导一般都会成为现场的艺术总指挥。但在当时，电视台只是“小弟弟”，排不上号，电视台的导演也只能得到同等地位。尤其是《东方红》，来的都是文艺精英，大多是“大腕”级人物，更不会有我这个年轻电视导演的发言权。这点我有自知之明，时时注意谦虚谨慎，认真学习，老老实实当好“小弟弟”。当然，也有一些聪明人，目光很有前瞻性，意识到电视的发展潜力，对我很客气，工作中积极配合，我也借此机会，结识了一大批老师和朋友。后来被文艺界尊称为“乔老爷”的乔羽老师、时乐蒙老师、王昆老师等等，当时就给过我很多帮助，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
为了做好导演准备工作，《东方红》的排练我看了不下20次。演员的精湛表演、全体工作人员的高度纪律性和领导高超的组织能力，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这台音乐舞蹈史诗场面宏大，光演员就有几千人，来自四面八方，但组织纪律性极强，说几点钟来，绝对准时到场。管服装、道具、舞美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兢兢业业，大家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工作。乐队也很庞大，是好多单位的乐团组合在一起，光指挥就由四个人同时担任。这么多人集中在一个舞台，在短短三个来小时中间上场下场，来回穿梭，还有大量布景道具要搬上搬下，调度很不容易。要做到有条不紊，似乎得靠电脑，但当时还没有这种先进的工具。《东方红》的舞台调度却基本上做到了分秒不差，毫厘不爽。就是外国朋友对此也无法理解。记得有次演出，总理陪同一位外国元首来了，看完节目，这位元首很兴奋，提出想到后台看看。在他的想像中，这么大的演员队伍在前面演出，后台一定忙乱不堪。到了后台，他吃惊了，所有道具摆放得整整齐齐，所有人员都在指定的位置活动，一切都秩序井然。这位外国元首很感慨，说这就像是“一支穿了彩服的军队”。
对《东方红》的排练和演出，周恩来总理一直非常关心。他亲自过问，具体指导。直到今天，许多文艺界人士还充满深情地回忆说：《东方红》的总导演是周总理。
对《东方红》的每一个节目，总理都从艺术和政治方面，提出过极其中肯的意见。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他曾强调集体舞蹈的动作一定要高度整齐化，从中体现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步调一致的精神，同时也表现出一种群体的美，力量的美。我们从当年拍摄的电影纪录片中可以看到，演员们高标准地实现了总理的要求。这与总理在全体演职人员中的崇高威信和巨大影响力是密不可分的。
说到威信，光有“威”没有“信”，也不行，总理则有威有信。他对人既严格要求，又非常关心。在《东方红》的排练过程中，演员们的衣食住行，都成为总理关心的内容，排练晚了，他还跟大家一块儿吃夜餐。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他那种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的作风，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每一个人的脑海里。所以每当总理到场，人们无不精神振奋，排练效率空前提高。
“西花厅不灭的灯光”，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所熟知的。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为什么抽出这样多的时间关心《东方红》的演出呢？当时我还年轻，不会想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回头来看，事情就比较清楚了，这是出于他忧国忧民的深层考虑。
为了保护我们国家文艺界的精英，恩来伯伯真是煞费苦心，用尽了心机。遗憾的是，尽管如此，中国的文艺界也只是推迟了这种不幸。两年之后，“文革”发生了，文艺界最终还是被认定为“藏污纳垢”之地，一大批人被残酷批斗，有的甚至被致残致死。
可是在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会有“文革”这场民族灾难的发生。大家都为能参加这样重要的政治任务而激动，为周总理这样关心排练和演出而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东方红》的演职员，个个都是尖子。大歌舞节目，个个堪称精品。人类历史处在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中，不会是简单的重复，有些事，有些人，历史上只能有那么一个。《东方红》就是历史上的惟一。十年浩劫后，胡耀邦同志提出再拍一部像《东方红》那样的珍品，集中了文艺界的人才，花费许多时间和财力物力，拍了一部《中国革命之歌》。但是，尽管做了很大努力，怎么也不能与《东方红》相比。《中国革命之歌》是分上下两集在电视中播放的。我曾问七妈邓颖超对这个片子的观感，她笑着回答我说：“看了上集，不如《东方红》；看了下集，不如上集。”
转播《东方红》，还有一个插曲。
人民大会堂现在已经名副其实，每个公民都可以进去参观。而在60年代初期，情况不是这样，进人民大会堂，要经过严格政审。如果电视转播某些会议或演出，中央电视台也不能随便派人，而是预先定有一个准许进大会堂人选的“常备名单”。在这一点上，我倒是沾了点儿总理的“光”。我误填了“地主”出身，在其他情况下，是没资格进“常备名单”的，但是，我成了总理家的亲戚，这道“光环”多少抵消了我的出身问题。
中国文化崇尚自然，讲究天人合一，潇洒大气，不过，有些方面却显得格外严谨。在我第一次搞电视转播时，就因此而紧张极了，生怕出错。当时，转播有个政治性规定：对“三副二高”以上的领导，一定要给镜头。所谓“三副二高”，是指副委员长、副总理、政协副主席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对他们不仅要给镜头，还规定了相应的镜头比例、大小，镜头的次数也有规定，除了每人一次以外，还要从左至右摇一次，从右至左摇一次。当然，还必须注意顺序不能出错，如果把职务高的摄到职务低的后面了，这属于政治事故，回来肯定挨批作检讨。总之，这种有政治领导人物出席的转播，规定非常严格，好在这方面我没出过错。
那个时候，人民大会堂里会议和各种重要活动很多，为了转播方便及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室，专门安装了一套转播设备。人民大会堂要求很严，规定机器不准上舞台，不准在台下前座架机，原因是影响领导观看节目和行动。但毛泽东主席观看《东方红》的这一次，破例了。我们不仅获准在舞台的上下场地各设了一台机器，台下正面也架了一台。
按照程序，演出开始前，我们会打亮场灯，首长一入座，镜头就要按照程序跟进来，先给主要首长镜头，接着赶快瞄准第二号人物，好决定是先往左摇还是右摇。那情景很紧张，像打仗一样，不然首长是不会等你的，马上黑灯开演。如果有些人的镜头来不及出，就又是一次政治事故。
毛泽东主席来的这次，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主要领导人也都来了。我在地下室的机房里转播。
毛主席出现的一刹那，我极为兴奋。以往也在天安门广场转播过毛主席的画面，但从没有近距离转播过，这次虽然也不能亲眼见到，但毕竟是距离最近的一回。追星族不是现在才有的，那个时候，我也是个追星族，像无数中国人一样，追的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在我的感觉中，如果能见到他，肯定会比见到爹娘还亲，是天大的福分。我按捺住强烈的心跳，让镜头在毛主席身上停了好长时间。虽然激动，我还没有乱了方寸，按照规定完成了其他领导人的出镜。在无比幸福喜悦的心情中，我又紧张又严肃地完成了这次导播任务，没有出一点差错。
一百岁的老人如果成为追星族，肯定会是个奇迹。所以一般来讲，追星的热情与年龄阅历是成反比的。现在，我会尊敬任何值得尊敬的大人物，但却不可能会去追什么星了。我会冷静和理智地看待人与人的关系，会以更求实的态度去处理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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