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幸灾乐祸”、“发战争财”之类的词汇去形容任何一个人或机构都具有极大的贬义，但是，有一个职业以及和这个职业相关联的机构是例外的，这就是新闻工作及传播媒介。
细心的人常常奇怪，为什么对于人类而言越是坏事出现的时候，新闻媒介就越是表现得益发的兴奋？这要从媒介的性质谈起。加拿大的传播学者麦克鲁汉为媒介下的定义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具体地说，是人体感觉器官的延伸——它是人类社会的眼睛、鼻子、耳朵、皮肤……。作为人体的感觉器官，它是一个报信者，用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的话来讲，新闻工作者是社会这条大船的?望者，他要随时注意海面上的暗礁、冰山、旋涡、台风，等等，为社会提供环境的守望。因此，它的眼睛总是倾向于盯着种种负面的情况。及至面对良辰美景之时，它反而要怠惰和松弛下来，变得庸懒。
社会学有一条原理：“正常的东西支撑社会的运作，反常的东西导致社会的变化。”比如，太阳对于人类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当它按照自己的正常轨迹运作的时候，并不需要我们给予它多少关注——如果有哪一家传媒兴奋地报告大家：“今天早上太阳又一次从东方升起来了！”那么，人们就会判定，它不是在开笨拙的愚人节玩笑，就是这个传媒主管的脑袋里进水了。而只有当反常的、即打破常态的事物出现的时候，譬如，当太阳出现大量的黑子、耀斑，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时候，或者更恐怖地说，当今天的太阳从地平线落下去以后明天再也不会升起来的时候，那才是大大的新闻，需要传媒大报特报，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来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反过来说，如果天下太平，莺歌燕舞，也许就没有新闻媒介什么事情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纽约太阳报》19世纪70年代的编辑主任约翰·博加特才说出了那条关于新闻的著名定义：“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战争、地震、罢工、腐败这些负面事件本身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是大大的坏事，是人类竭力想要避免的；但是，关于这些“坏事”的及时、客观、清晰、全面的报道却是人类绝对需要的。于是，当负面事件出现的时候，譬如，当这次伊拉克战争的战争机器开始运转的时候，作为人类社会“感官”的新闻媒介自然就随之亢奋起来……
伊拉克战争的电视直播让全世界看到了现代版的战争场面和两军对垒。其中的刺激、悬念、冲突及蕴涵在冲突之下的智慧，都让人有一种比看好莱坞大片还要“过瘾”的刺激。
按照心理学的说法，人类在面对一场冲突的时候，本能地会首先分出一个正反方来，就像孩子看电影，先要有一个概念，分出好人坏人，然后带着感情和倾向去继续下面的观看。
但是，这次的伊拉克战争完全打破了人们的这种思维定式。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误、英雄与小丑被这场现实的战争完全搅乱了，搅成了一锅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面疙瘩汤”，电视机前的人们有时甚至不知道应该同情谁和谴责谁。
于是，人们反而轻松了：管他娘的，看热闹是真的。这其中，当然有真情的眼泪，也有理性的分析，但是，更多的是一种远离自身利害的“罗马角斗场”心理。因为，凭人们的普通智慧，人们分不清其中太多太多的玄机。而当人们遇到极为复杂的事物时，人们的大脑倾向于躲避和简化。
美英联军自有美英联军的说法，伊拉克也自有伊拉克的逻辑，而当这种说法和逻辑遇到有着巨大商业压力和逐利本能的现代传媒产业的时候，双方便“合谋”演出了这场现代版本的“罗马角斗场”的大戏。
于是，在电视荧屏上，人类原本应有的情感因素在褪去，代之以纯技术性的战况解读——就像看世界杯一样；而许多蕴涵其中的、对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未来有着重大影响的议题被淡化了，代之以幽默调侃的“电视秀”——当人们津津有味地看完一场场“秀”之后，人们紧张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也麻痹了。
问题在于，媒体的根本责任不在于、或者主要不在于让人们看得好看、精彩和过瘾，而在于环境守望，真正成为人们的“信息管家”、“时事顾问”和“意见领袖”。如果商业化的压力和诱惑使媒体偏离了它的使命和原本的轨道，它是会受到报应的。
一般地说，短视的传媒会纵容人们的情绪：煽风点火、火上加油；而负责的传媒则永远以一种冷峻的理性与社会情绪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哭的时候，不要哭出沮丧；笑的时候，不要笑出狂妄。”它要平衡社会情绪，提示社会最重要的东西，它和受众之间是“诤友”、“益友”和“挚友”，而不是“酒友”、“腻友”和“狎友”。
人类有看热闹的心理本能，传媒不要助长这种本能。这样，才会使人远离动物性，以一个大写的人那样观察和思考。
战争以其巨大的影响力为传媒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遇，它往往能够成就一个传媒：第一次海湾战争成就了CNN，阿富汗战争成就了半岛电视台。这次伊拉克战争成就了谁呢？世界太大，我们不好说；但是，至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它使中央电视台的影响力大大增强。
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掀起了国内的“收视大战”。许多观众对媒体对于此次报道的全面和详尽感到吃惊和满意。而中央电视台则在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全面获益”：在一套、四套、九套节目中予以全方位、全天候滚动式报道或现场直播，直接带动央视收视率大幅提升。据来自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调查显示，3月20至23日，三套节目的收视份额较平时提升400％，全国人均每天收视时间增加13分钟。其中，一套直播报道时段在全国16个地区的收视率达4.27％，收视份额达32.97％，四套直播节目的平均收视率达2.56％，收视份额达13.45％，均比平时提高28倍左右；英语播出的九套节目收视率和收视份额也均比平时提高6倍。调查数据还显示，中央电视台在平常收视较弱的广州地区，收视份额提升了14倍，达到了20.50％，超过了竞争对手凤凰卫视。
相比照“9·11事件”时的中央电视台，人们真有恍若隔世之感。“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只有两个字：改革。而改革的方向是以现代传播的国际惯例来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正是这一改革，使中央电视台成为此次报道中的赢家。有心人注意到，中央电视台以及其他中国传媒此次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开创了一系列新闻报道的先例，在报道的规模、时段和时效性方面远远超过以往。报道呈现出“及时报、客观报、充分报”的特点。譬如，在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过程中，直接导入CNN新闻和FOX新闻的画面，然后进行同声传译，让受众第一时间了解到战争实况，军事评论也带有个人色彩，而不像从前那样“一律”、“统一”。这在以往的国内传媒类似的突发性新闻报道中是不曾有过的。
体制是一种资源。一项好的政策，可以使我们的媒介不增加一分钱的投入而取得出乎意料的大收益——无论是媒介的品牌、信誉，还是它的收视率和广告。这次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就是明证。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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