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拨乱反正的1979年，我在本校学报发表《刘勰生平初探》一文，对刘勰出身士族的成说提出质疑。而后偶见王先生大作已有更充分的论证，便油然而生景慕之情。次年夏，几经踌蹰，冒然致函先生，随奉该文及另一篇文稿。想不到很快接到复函（《书简·致刘凌》之一）。首先肯定“我们分头作出了相近的结论”；并由拙文准确推定我的年龄为“四十上下”；而后对我的学养状况作了激励性评估；指出我的研究道路正是他所“期待于中青年研究者”的“综合研究方法”；还表示愿与我“建立经常联系，彼此学习，互相勉励”。可以想见，这对于一个初涉学坛的年轻人，该是何等的激励与鼓舞啊！我后来才得知，此时先生才刚获平反昭雪。
随后，我又借到武汉开会之便，乘舟而下，赴沪拜会先生。那是在人民广场大厦的一间会议室里，一位身着半旧蓝布中山装的清癯长者迎面走来，双眼投来锐利而又热情的目光——“哦！你就是山东的刘凌？”他随即表示歉意，言及正开一个重要会议，相约晚六时半到他府上共进晚餐并聚谈。那是一次难忘的会见。饭前饭后及席间一直畅谈，达两个多小时。先生介绍了他的身世及50年代以后的坎坷经历，使我唏嘘不已。谈话中表示出对中青年学人的殷殷期望，说他或许由于受压抑的经历，非常乐于结识青年朋友。临别，从书架上抽出国内稀有的《文心雕龙新书》和《通检》借我阅读。然后执手相送楼下，一再嘱我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潜心研究、做出成绩”。其后20年来，我又多次承蒙先生函教、面诲，仅惠书就达十余通。
读完《书简》，才知领受先生栽培者无计其数。早在青年时代，作为中学教员的他，就不断抚慰因病休学的吴步鼎，寻好书借读，并指导步鼎和蔡达君的写作（《致吴步鼎》），真可谓由来已久。80年代初恢复工作以后，尽管百事丛杂，他还是向中青学子频频伸出温暖的手。时为学生的刘磊，对先生主编的《学术集林》提了点意见，先生便复函致谢，称为“极大的鼓励”；还建议他多读“一流著作”，并推荐到“东方书林”购书（《致刘磊》之一）。勉励石家宜“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取得可喜成就”，做“埋头苦干、不计名利”、“不赶时髦的学者”（《致石家宜》）。声称读劳承万《审美中介论》“充满了喜悦之情”，互勉“尽量做个人，说人话，而不要被污泥浊水所染”（《致劳承万》之一）。与邵东方长期飞鸿倾谈、切磋学问，视为“可亲、可交”、“能交心的朋友”（《致邵东方》之一七）。致函感谢樊克政指出资料性错误，并长期通讯互相慰勉（《致樊克政》）。至于本书院风范，视之为友为弟，对众弟子的培养、呵护，就无需细述了（参见致吴琦幸、胡晓明、蒋述卓等）。虽然前辈学者中拒人千里之外者不多，但又有谁能像王先生这样长期、多次而又热诚地关爱后进呢？
歌德曾指出：“人格和坚定性”比“聪明博学”更重要，“有满肚子的学问”却又“满脑子的虚荣心”乃是一种“羞耻”；“人格上的欠缺”，是文学界“一切弊病的根源”（《歌德谈话录·1825年10月15日》）。清园先生的学问，尤其是治学方法，故然极富启迪，但其人格力量，也许更具震撼和熏陶力吧？起码在我们的交往中感受如此。读罢《书简》，更强固了这种印象。诸如，向往人性、美好与真实；置个人休咎于度外，而以生民、国家前途为念为重；本良心讲话，扫除自欺欺人的瞒和骗；尽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做自励励人的工作；凡事追根究底，决不盲从、发违心之论；维护人之尊严，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勇于“剖肝自食”，理性地否定自己；以及对信赖者的通体透明、心灵交付，等等，等等。我想，既非知识分子，亦非专业人士，也能从中汲取人格力量，将人的精神境界向高处提升吧？较之同类著述，《书简》又显示出开诚布公、不畏时忌的惊人勇气，盖因先生自认并无私怨和不可告人者也。
先生1995年9月2日惠函（《致刘凌》之四），就曾予我巨大心灵震撼。暑天参加北京《文心》国际研讨会归来，我致函先生，表达了几位朋友对其“反思”性论著的赞佩之情，旋即接到长篇答函。函称，“要说我有什么长处”，那就是“从未勉强自己去信仰自己并不真正理解也不真正相信的东西”；尽管读者对他“抱更高的期待”，却自认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人物”，“而过渡时期是不可能有可以传世的作品的”；认为“人必须对自己有这种冷静的思考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然后指出，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名声（prestige）“恐怕是最难过的关口”；“追求名声，却往往使人面目虚伪可憎”。是的，知识分子往往藉名声作为自身价值的确证，中国自古也有士人立功扬名的传统，真正视名利若浮云者实在为数寥寥。在名声可以市场炒作，“大师”冠乱扔，先生声誉日隆的当今学坛，先生竟能冷静虚怀若此，怎不令人肃然起敬！而念及个人往往急于事功、率尔操觚，能不赧颜汗下吗？
我庆幸藏有所深爱的两本当代优秀书简，一是《傅雷家书》，一为《清园书简》。它们可以相伴终生、传之子孙。而两者又均出自上海，可谓珠联璧合、相映生辉。它们都倡导德艺双馨，治学（艺）根于做人。前者舐犊情深，格局虽小，却别具洞天；后者悲天悯人，海纳百川，又洞烛幽微。不过，后者似或具有更大的历史深广度吧？诸如致李锐、龚育之、摩罗等函，就均具重要的思想史价值。无论是研究清园还是考察当代思潮，该著都是“以我为例”（《书简》后记）的珍贵资料。人们有理由相信，它将会长久置于精神提升者的枕边，也将置于学术史、思想史家的案头。清园将不断播洒浓浓的绿意，直到永远，永远。（《清园书简》，王元化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定价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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