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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觉已成下意识 |
一段时间以来，每天的电子信箱里都能收到两三封关于“非典”的邮件，多年未有联系的朋友打来国际长途致以问候，在厌倦了电视上的“WAR LIVE”之后重又打开了电视，在几乎任何公共场所那几个字都会不经意间撞击自己的耳膜……对于个人而言，就像一位不速之客闯进了自己的生活，至少心理上难以无动于衷。 而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这个“不速之客”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烦恼。截止到4月9日，中国内地共报告非典型肺炎1290例，有55人被夺去生命。 好在，政府已全面行动起来“迎战”，媒体加大了宣传报道的力度，科研人员正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一起追索这次疫情的“元凶”。“因为我们拥有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先进的医学体系，历史上那些传染病灾难不会再次重演。”（见下文）同样，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国力日益强盛、政治更加昌明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在经受过这次“非典型”的挑战之后，只会变得更好，而不是相反。
两个星期以前的4月3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校长徐冠林向学生发出了一封特别的电子邮件，在这封邮件中，徐校长向学生解释了关于学校把期末考试推迟2周举行的原因。“把考试挪后两个星期……主要目的是让那些被通知暂时不要来听课的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迎头赶上，”徐校长说，“这是一个公平的做法。学生可能缺课10天，我们却宽宏地把考试延迟两周。”
差不多就在南洋理工大学推迟考试日程的同时，在地球的另一边，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取消了4月5日在多伦多召开的年会，这次会议备受癌症研究者瞩目，预定有12000人参加。会议取消得十分突然，4月2日上午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的主席Marge Foti还对记者说会议“将如常举行”，下午，会议就被取消了。协会面临如何挽救700万美元的会议预算的问题。Foti说，协会这次在财政上损失惨重。
迫使南洋理工大学推迟教学计划和让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取消会议的原因，是被称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的传染病。这种以前从未出现的传染病表现为发烧、咳嗽、呼吸困难，它看上去像流行性感冒和肺炎，然而医生却不能应用传统的肺炎治疗手段，因此，这种疾病更通俗的说法是“非典型肺炎”。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消息，截止到4月10日，全世界已经有2781人感染了这种疾病，其中111例死亡，已波及19个国家和地区。SARS成为了除伊拉克战争之外人们关注的焦点。
作为一种诞生时间仅仅几个多月的传染病，人们对于SARS的认识相当不足。在河内，数十名曾经接触过一位患病的美国商人的医务人员染上了SARS。在香港也有类似的情况，威尔斯亲王医院里负责治疗SARS的医生和护士中的一部分也感染了SARS。3月中旬，几名上个月做过国际旅行的新加坡人表现出了肺炎的症状，随后，他们的家人和接触过他们的医护人员也感染上了SARS。
在接下去的几周里，SARS继续通过各国各地区的人员往来，传播到了全世界十几个国家。
这种疾病蔓延速度相当迅速。3月15日，整个新加坡只有16名SARS患者，几周之后，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47名，其中有9人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的卫生部门采取了一些非同寻常的措施：它指定了一所医院专门收治SARS患者，对患者和曾经与患者接触过的人实行强制隔离措施。新加坡卫生部长要求“每当发现一个新的病例，卫生部会立即追查曾经与病患接触的人士，并要求他们隔离在家。卫生部还要求被隔离者每天测量体温，一旦发现身体不适，就尽快通知当局。”新加坡的主要报纸《联合早报》的网站刊登了需要到卫生部门进行检查或隔离的“可疑人员”的名单，提醒那些还未与卫生部门联系的人尽早行动。根据新加坡的法律，违反卫生部门隔离令的人将遭到5000到10000新币的罚款。对于屡次违反隔离令的人，当局甚至使用了佩戴在手腕上的电子监视器，监视被隔离者的行动。在受SARS影响同样严重的加拿大，卫生部门也实行了类似的隔离政策。
要控制这种传染病，实行隔离是远远不够的。医生需要对症下药，但是SARS确实是对医生的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没有一位医生能够确信这个从未见过的传染病的病原体是什么。对病原体缺乏了解，加重了医学界对SARS的忧虑。
中国广东省是这次SARS流行较严重的地区。广东省SARS的流行最早可以回溯去年11月。今年2月中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CDC）的洪涛院士等研究人员宣布在广东流行的“非典型肺炎”患者体内发现了一种衣原体（一种细菌），认为衣原体是导致这次广东“非典型肺炎”流行的原因。但是，也有一些专家不同意洪涛院士等人的结论。3月底，在世界卫生组织的11个实验室报告说，他们没有从已经获得的样本中分离培养出衣原体。这样，SARS致病的“衣原体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遭到了挫折。
3月19日，香港的研究者宣布，SARS的致病因子可能是某种副粘病毒。副粘病毒4年前曾经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流行，导致超过100人死亡。21日，加拿大设在温尼伯的国家微生物学实验室报告说，他们从加拿大8个SARS患者中的6个身上发现了间质肺病毒（metapneumovirus）——副粘病毒家族的一员。
而在21日，香港的另外一组研究者报告说，他们发现了另外一种病毒：冠状病毒。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美国CDC）也在同时发现了冠状病毒。3天之后，美国CDC主任Julie Gerberding告诉媒体，尽管美国CDC“非常重视”间质肺病毒的发现，但是冠状病毒更可能是科学家要寻找的“凶手”。
在寻找致病因子的过程中出现不同的假说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这次科学家很可能面临一种崭新的细菌或者病毒——历史上任何一种致病因子的确定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现在看来，冠状病毒很可能是导致SARS流行的罪魁祸首，但是，首先冠状病毒要通过“科赫法则”的检验。1890年，德国生物学家科赫在研究炭疽热感染的过程中，首先提出了检验某种疾病是否由一种特定的病原体引起的判据。“科赫判据”由三条组成：1、被怀疑的病原体必须在全部——至少大多数——患者身上分离出来。2、病原体应该能被隔离培养。3、培养出的病原体必须能在实验动物身上产生相同的症状。
冠状病毒正如其名，它的蛋白质外壳显示出一种冠状结构。据《科学》杂志报道，尽管冠状病毒会导致一些动物严重的疾病，能够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过去认为只能导致感冒。冠状病毒分为两类：229E和OC43类。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测定了从病人身上获取的冠状病毒RNA序列，他们发现这种冠状病毒不同于已知的任何一类。Loyola大学的Susan Baker的研究领域是冠状病毒的复制。她说，在动物体内不同种类的冠状病毒能够相对容易地交换它们的遗传物质，这样就会形成新的冠状病毒。不过，她不能肯定这导致了SARS的流行。
据《自然》杂志报道，为了了解这种新的冠状病毒是如何产生的，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把SARS患者的组织样本和培养出的冠状病毒寄给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Joe DeRisi。DeRisi发明了一种“病毒探测芯片”。在这个“芯片”上安放了超过1000种病毒的DNA片断。当测试样本接触到“病毒探测芯片”的时候，来自样本的DNA片断就与“芯片”表面对应的DNA片断结合在一起。附着在病毒样本上的荧光标记就会指示出样本的DNA到底属于哪种病毒。
通过这种“病毒探测芯片”，DeRisi发现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送来的冠状病毒样本让“芯片”表面的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和牛冠状病毒区域发出了荧光。DeRisi说：“这表明几种病毒混合起来产生了这种（冠状）病毒。”
现在，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正在测定新发现的冠状病毒的遗传物质全序列。科学家认为，冠状病毒常常会把宿主的基因纳入自己的基因组，形成新的病毒类型。通过研究新的冠状病毒的遗传物质全序列，科学家就有可能推测出它的过去。
“早安，日安，晚上好！”世界卫生组织的病毒学专家Klaus St□hr在每天例行的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这句问候语意味着一个事实：全世界的科学家正在进行一种从未有过的协作。在SARS爆发之后，St□hr想出了一个“全球虚拟实验室”的概念，把全世界11个病毒实验室用现代通讯技术连接在了一起。
“科学家生来喜欢竞争”，St□hr在《科学》杂志上承认，即便他自己开始也怀疑这样一个“全球虚拟实验室”的概念是否可行。因为在以往这种情况下，各个实验室往往喜欢争当病原体的第一个发现者，科学家不太情愿和别人交换实验数据和样本。
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St□hr的这个“全球虚拟实验室”确实能够工作。每天，全球11个实验室和日内瓦总部通过电视电话交流新的发现和观点。世界卫生组织还开设了一个保密的网站，研究者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张贴实验数据、测序结果等等。如果需要其他实验室的什么样本，也能在数小时内迅速的得到。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Gerberding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社论中认为“科学界对SARS做出反应的特色体现在科学发现的速度和沟通的速度，它反映了在科学、技术和国际协作上惊人的成就”。
直到你看到这张报纸的时候，SARS的病原体很可能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可以肯定，因为我们拥有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先进的医学体系，历史上那些传染病灾难不会再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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