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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硅谷是高科技的“神话”，发财致富的“代名词”，在那里，似乎空气中都弥漫着金钱的气息，财富唾手可得。然而，曾经是就业天堂的硅谷如今风光不再。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和NASDAQ的崩盘，被表面繁荣掩盖了的真相都显现了出来。
硅谷由美国北加州的15个城市所组成，曾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谷”，长满樱桃、杏仁和其他蔬果，有“世界洋李脯之都”之称。但它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巨大影响，是由于芯片（由于芯片用硅做成，所以有了“硅谷”这一名称）、个人电脑、互联网等，如果没有这些来自美国西海岸的小城市的高科技创造发明，信息时代也许还只是科学家的憧憬。
曾几何时，硅谷是高科技的“神话”，发财致富的“代名词”，在那里，似乎空气中都弥漫着金钱的气息，财富唾手可得。任何人只要有好主意，有激情去吸引风险投资，就等于买彩票中了头奖。尤其在1995到2000年间，网络成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有MBA或者计算机学位，就仿佛拿到了打开财富之门的钥匙。硅谷人津津乐道自己是某某公司的CEO，是年方20的百万富翁，到30岁便可退休。不少人还真过上了百万富翁的生活：住两万平方英尺的豪宅，有私人游艇和飞机，在拉斯维加斯一掷百万金开party，和高级妓女一宵万金。
然而，曾经是就业天堂的硅谷如今风光不再。据由硅谷社区、企业和教育界组成的非赢利研究机构——“联营：硅谷网络”——公布的《2003年硅谷指数》披露，在2000年底到2002年第二季度的一年半时间内，硅谷有12.7万名员工被解雇，几乎每10名员工中就有一名丢掉工作，这一数目比1998年到2000年间硅谷增加的工作岗位的一半还多。半导体、软件和通信领域的裁员现象更为严重，有22％的员工被解雇。2002年硅谷员工的平均年薪由2000年高峰时的7.98万美元下降到6.25万美元。风险投资也大幅倒退到了接近1998年的水平。
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和NAS－DAQ的崩盘，被表面繁荣掩盖了的真相都显现出来了。其实，即使在全盛时期，硅谷的生活也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充满鲜花和阳光，硅谷人或多或少患有“硅谷综合症”，症状表现为很多硅谷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被认为是“正常”的东西，其实与人格的健全发展是格格不入的。而且这些症状并非硅谷独有，在比尔·盖茨的微软所在地西雅图、在被称为“硅胡同”的纽约、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丁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硅谷从事爱情和婚姻咨询的心理学家科然茨勒夫妇，通过十几年来对硅谷文化的观察，写出《硅谷的潦倒：高技术梦想的高昂代价》一书（2002年出版），向读者介绍了硅谷“神话”中被忽视的一面。
在高技术泡沫破裂的同时，硅谷人遭受的压力和损失还不止于此。失业者付不起房屋和汽车贷款，银行就把房屋和汽车收回，或被迫拍卖走人。2002年11月，在硅谷一家高科技公司任职的47岁的华裔软件工程师李锦麟开枪打死妻子和两个孩子后自杀。两个月后，曾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软件工程师刘颖，在杀死已经离婚的丈夫杨斌后举枪自杀。究其原因，李锦麟患有严重的忧郁症，曾经自杀过，又经常担心失去工作，公司年底裁员的沉重压力更让他变得消沉；而刘颖则由于被裁员，加上离婚，难免情绪不稳定。其实，这只是硅谷人在裁员潮冲击下不堪重压的冰山一角。在硅谷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员工虽然享受着高薪，却难以享受轻松的生活，其所承受的高压是外界难以想象的。
虽然不少高科技公司为了疏解员工的压力，向他们提供健身房、游泳池、篮球场等，甚至还有购物中心，周五晚上他们可以一起喝啤酒，参加社交活动，但在这一切场合他们谈论的还是工作。所以，员工们说，他们是一天24个小时都在为公司工作。为摆脱过度紧张，不少人开始酗酒、吸毒，在位于硅谷的新叶戒毒所中，有40％的新病人来自高科技公司。过度工作，也给硅谷人的婚姻蒙上了阴影。有人甚至戏称，硅谷人的结婚年数还没有风险资本家对一家公司的投资时间长。
即使是那些出生于中上层家庭、毕业于名校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心中也是困惑和犯罪感交织在一起，甚至精神沮丧。即使当公司股票上涨时，他们也并不高兴快乐，尽管根据美国社会的标准他们“应该”属于快乐一族。他们按照社会的游戏规则行事，却没有获得他们理应得到的精神上的满足。很多硅谷人甚至有一种失败感，因为他们知道不可能在30岁之前成为百万富翁，而对他们来说，30岁是他们心理上的退休年龄。于是，硅谷人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希望弄明白如何在获得物质上的成功的同时获得情绪上的快乐。在全美国，高达10％的高级经理至少有慢性忧郁症的症状，而其中的十分之九没有检查出或没有得到治疗。
在硅谷，金钱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只属于一小部分精英。人们津津乐道苹果公司雅各布斯2000年的年薪达到3.81亿美元，为美国历史上工资最高的CEO，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慈善捐款方面以吝啬出名。偶像中的偶像当数微软的盖茨，于是，称他为“盖茨”似乎有点不敬了，而应该用“威廉·H·盖茨第三”这样一个与世界首富相称的尊称。当布什总统公布的联邦政府减税政策中包括红利不缴税，微软便迫不及待地提出公司将首次分红，显然，盖茨可以获得远远超过工资的进项。
在这些高科技的精英们看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没有污染，充满合作精神，会使人身心愉快。但事实并非如此。《硅谷的潦倒》告诉我们，硅谷充满了各种歧视。那里95％的工程师是男性。高科技公司的“玻璃天花板”是实实在在的，施乐公司的安妮·莫西卡和惠普公司的卡莉·费奥瑞纳是财富500家公司中少有的几个女CEO。也许有人认为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因为在十几年前，即使中层经理中女性也是凤毛麟角。而在硅谷从事低等服务行业的大多为女性。很多来自第三世界的非法移民，生活在孤独、困惑和被遣送的恐惧中，工资甚至低于每小时10美元。
《硅谷的潦倒》还提到，那里高速公路之拥挤不堪，与纽约和芝加哥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使得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员工更容易患心脏病、癌症、中风等重症。尤其是有色人种的妇女更在工作和社区中暴露在污染的环境中。
作者写作《硅谷的潦倒》，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在描述硅谷为其繁荣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的同时，思考“市场模式如何能够给经济和人类社会的其他方面带来双赢”。作者对此并没有给出答案。
读完此书，我不禁思考：走向繁荣的中国是否同样面对这个严肃的问题？
（《硅谷的潦倒：高技术梦想的高昂代价》（Down and Out in Silicon Valley：The High Cost of the High－Tech Dream），作者：Mel Krantzler and Patricia Biondi Krantzler，出版者：Prometheus Book，出版时间：200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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