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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歌剧院上的标语：研究大尺度宇宙结构的科学家选择了同样大尺度的行动表达反对战争的愿望 |
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12月10日，爱因斯坦在纽约发表演讲，他说：“我们把此武器（指核武）交到美国和英国人手上，是因为我们把他们看成为全人类的受托人，看成和平与自由的战士。但至今为止，我们从未看到任何和平的保证。战争是赢了，和平并没有。”50多年过去了，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科学家的话仍然是一个让人感到遗憾的现实。
Will Saunders反对战争的行动也许不是最激烈的，但是它的行动确实吸引了人们的目光。Saunders是一位英国的天文学家，在澳大利亚的英澳天文台从事宇宙大尺度结构研究的工作。上个月，他与澳大利亚的一位反战人士爬上了悉尼的标志性建筑悉尼歌剧院，用红色的油漆写下了同样大尺度的标语“No War”。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Saunders对悉尼歌剧院进行了恶意破坏，将他逮捕。保释之后，他对记者说：“我热爱澳大利亚，如果你们让我留下，那么我就留下。我向任何对我在悉尼歌剧院上涂鸦感到厌恶的人道歉。”他还说准备清除悉尼歌剧院房顶的标语。然而，也许是出于这番话的原因，他又一次被澳大利亚的移民局抓了起来，这次他面临着签证被取消，不得不返回英国的窘境。
相对Saunders在歌剧院屋顶刷标语的方式，早在今年1月，另外一群著名的科学家选择了一种更传统的方式反对这场合法性受到质疑的战争。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物理化学家Walter Kohn是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没有出来反对战争的声音，所以我就问自己：‘我自己能派上什么用处吗’？”于是，他产生一个想法，联络全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和经济学奖得主，用联合声明的方式反对战争。
整个美国一共有大约130位诺贝尔奖得主，但是有些已经去世，还有一些Kohn没有联系上，此外还有6位诺贝尔奖得主拒绝了在声明上签字。最终，41位诺贝尔奖得主发表了一个4句话的声明：“如下签名者反对在缺乏广泛国际支持的情况下发动一场针对伊拉克的‘先发制人’战争。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在短期内相对迅速的胜利。但是战争的特征是震惊、生命的丧失和预料之外的结果。即使取得了胜利，我们相信，对伊拉克‘先发制人’的袭击在医学、经济、环境、道德、精神、政治和法律上造成的后果，将破坏而不是保护美国的安全和国际声望。”
签名者的身份引人注目，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全都是诺贝尔奖得主。在这41位签名者中，Hans A. Bethe是原子弹的结构设计者，Norman Ramsey曾经参与过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Charles Townes曾经主持过研究核弹头以及战略导弹的部署，而签名的发起人Kohn曾经担任五角大楼的高级研究计划署的顾问。
其实，著名科学家签名反对战争和潜在的战争威胁既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2000年7月，50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要求克林顿总统放弃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因为这一计划可能导致核军备竞赛的升级。1999年，32位诺贝尔奖得主敦促国会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如果回顾更早的历史，在195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伯兰特·罗素——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发表了一份反对核武器的联合宣言，在宣言上签字的还包括马克斯·波恩、莱纳斯·鲍林、汤川秀树等著名科学家。1957年，根据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在加拿大的帕格沃什镇上召开了一次会议，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帕格沃什会议”（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2003年3月20日，帕格沃什会议的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声明。这项声明说，帕格沃什会议执委会“对战争行动深感遗憾，并且非常关心战争可能造成的后果”。
战争可能在几个方面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首先关心的是战争导致的人道灾难，”《声明》说，“伊拉克平民将直接受到战争的影响……民用设施的重建花费昂贵并且需要数年。”其次，《声明》担心战争行动将会弱化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另外，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这种行动方式把“反恐战争变成了一个开放的框架，包含了广泛的军事行动可能性。因此，我们对以这一框架将会在未来造成什么影响深表关注”。
世界著名的科学期刊《自然》和《科学》杂志也在不同程度上关注着战争和它带来的影响。就在伊拉克战争开战前的几个星期，《科学》杂志的社论多次涉及到了战争、和平与科学的问题。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为3月7日的《科学》杂志撰写了题为《全世界科学家面临的挑战》的社论。在社论中，安南称赞科学“在人类进步和现代社会发展中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安南认为，由于科学界对人类福利的关心，它是联合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3月28日，当战争爆发之后，《科学》杂志的主编Donald Kennedy撰写社论，指出了科学在伊拉克战争和战后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英美联军使用的精确制导武器是否能如其声称的那样最大限度的减少平民的伤亡？揭示出真相的任务落在科学家的肩上。其次，科学界还应该关注是否会出现第二个“海湾战争综合征”——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之后，一些联军士兵患上了病因不明的慢性疾病。弄清这一疾病的病因在医学上有重要的意义。Kennedy还号召科学家在战争结束之后，为伊拉克的重建发挥自己的作用。
近几年，《科学》杂志多次报道了伊拉克平民以及历史古迹在经历了战争和多年的制裁之后所遭到的灾难。例如，像阿卡德和巴比伦和亚述文明的文物，由于无人加以严格的管理，已经大量流失到了海外。3月28日的《科学》杂志刊登了一份联合声明，数十名考古学家和文物研究机构在联合声明中认为“伊拉克的纪念碑、博物馆和文物遗址非常重要，所有人和政府都有责任保护它们。如果战争发生，我们号召所有政府遵守1954年《海牙公约》的《武装冲突下保护文化财产议定书》”。考古学家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因为长达10多年的制裁已经让伊拉克的文物保护环境严重恶化；开战以后，在文物遗址附近的轰炸和军事冲突已经对一些脆弱的文物产生了永久性的伤害。
战争是一种昂贵的悲剧。几个星期以前，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拨款法案，为推翻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追加了800亿美元的资金。这笔资金相当于3个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预算，或者制造8架航天飞机。可以设想，如果把这笔钱用在研究制造艾滋病疫苗，或者解决非洲的饥荒问题——发动一场新的“绿色革命”，那将为人类带来多大的福利？
科学界并非整齐划一的发出反对战争的声音，但是，科学界对战争的担忧，对人道主义的关注程度，并不输给其他任何社会团体。即使是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科学家的交流也为消除相互不信任和制止无休止的军备竞赛起到了相当大的贡献。
没有多少人会怀疑这场战争的结果——英美联军已经顺利的攻占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然而战争真的是一种必须做出的选择吗？在伊拉克进行的这场战争不禁让人想到1945年12月10日爱因斯坦在纽约发表过一次演讲。在那次题为“战争赢了，但和平却还没有”的演讲中，他说：“我们把此武器交到美国和英国人手上，是因为我们把他们看成为全人类的受托人，看成和平与自由的战士。但至今为止，我们从未看到任何和平的保证。战争是赢了，和平并没有。”50多年以后，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科学家的演讲仍然是一个让人感到遗憾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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