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自恋作为一种本能，在作家有生之年会促进自我表达的欲望，也增添了生活的情趣。恰如男性的微微醉酒，适度的自恋对于女性来说就像是对着镜子瞧哇，瞧哇，顾影自怜，久久地出神，那也是孤独而销魂的一刻。事实上，许多女性就是在类似的状态下拿起笔的，她们流泪，倾诉，叹息，无论写小说还是写书信都像是在写诗，因为那里面除了“我”还是“我”，作品像是沾满了眼泪的手绢，那只是她自己的眼泪。
但是仅仅能够多愁善感显然是不够的。自恋就像每个人收藏的相册，那只对自己有用处，随着这个人的消失，相册也就失去意义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人们凭什么从千百万人自说自话的嘈杂声中认出你来？凭什么独独对你那本相册感兴趣？写作的时候，你是你自己，你又不仅仅是你自己，你真诚地倾吐了自己，同时也就在与千百万人沟通，并为他们所铭记。
不过，令人惊异的是，对于如今一些女作家来说，一世就等于永生，富于生命力就是仅仅指自己活力旺盛，胆子惊人。她们活跃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晃来晃去，无所顾忌，许多人还没有读过她们的作品，就已经熟知她们的名字了。她们有的像大“宝贝”那样撒娇，有的以“美女作家”来招摇，有的大曝自己的隐私，有的甚至主张用“身体写作”。她们快乐地享受读者的宽宏大量，让自己风风火火成为一时的焦点，这似乎要远比让作品去经受时间的考验重要。而且，在所有的宣传中，她们声称自己是作家，但当你就作家的责任展开讨论时，她们又变成女权主义者了。她们会理直气壮地驳斥你，把作品说成是掷向历史不公正的泄愤物。就像国外街道上裸露上身抗议的女性，质问前来干涉的警察，凭什么男人行，我们就不行？
这话也对也不对，好像有什么东西混淆在一起了。因为在人类精神的需求中，人们喜爱的只有好作家，而不分什么男作家、女作家。事实上，在读者心目中，真正伟大的作家是不可能像体育比赛那样按照性别来分档排序的。从来就不存在专为某一性别作家单设的阅读标准。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男性读者都看重女性的温柔，却普遍不喜欢女性作者在作品里卿卿我我，唧唧喳喳，更怕她发嗲，因为当她发表作品时，她不是某某，她只是“作家”。而且，即使丑也必须由美来赋形，否则为什么动物裸露奔跑，随地排泄引不起任何惊异，而人这样做却会引起轩然大波。我们也许面临着人类未知的更多黑暗，但我们也只能相应地把它作为对人类勇气和信念的更大挑战。另外，读者对凝聚在作品里的作者形象必然要比生活中的人要求高，即使最不浪漫的读者也会希求作品的完美，所以，平时可以谅解的毛病一放到作品中去就不行，顾影自怜看上去像是搔首弄姿，生活中的财富权势聪明美貌稍一夸耀就显得俗不可耐，难以容忍，“因为作品不是延伸到纸上的现世生活，而是心灵精华之所在”，正像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的。
当然，女性生活有自己的特殊性，一些隐秘的情感和体验还需要女性作家去挖掘，但这只是领域的不同，而不是本质的不同。“文学是人学”的本质，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张爱玲，这位中国最为女性化的作家，她专写女性，而且只写某一类女性，但她笔下的人物却是最为复杂丰富的。她洞悉人性的奥秘，说过人总是脏的，沾着人就是沾着脏。但她并不因此堕落，玩世不恭，而是始终怀着悲悯之心。她写作时老说自己有苍凉感，而这种弥漫广大人生之上的苍凉感，正是她与一代代读者相通的地方。
张爱玲的确也说过出名要趁早的话，今天这成为某些女作家的格言。但是为什么张爱玲当年与苏青齐名，现在却能脱颖而出？为什么50年前的一位作家，今天却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因为张爱玲的创作中的确提供了非常独特的东西，那就是作品中阴沉的亮色，扭曲的美感，在那浮华的表面之下，深藏着惊人的劲力。事实上，从复杂的阅读感受来说，张爱玲堪称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最接近陀斯妥也夫斯基风格气质的作家之一，一位俄国评论家曾经这样评论过陀斯妥也夫斯基，“他与我们共饮一杯酒，与我们一样中毒，却伟大”，这话同样也可以用来评论张爱玲。如果说，一个作家能够长久地被人喜爱才算是盖棺论定，那么，张爱玲真正出名只能是在身后。
伟大的作家可以超出性别、国界、时代而为人类所有，过度的自恋则不仅葬送艺术，更折磨自己的灵魂。可怕的是，如今的浮躁，不仅是源于某些女作家的缺陷，也是整个大环境使然。如果在精神文化上如此功利，互相敷衍，不顾一切地追求各自的利益，不会没有报应的。假如一代人没有过对美的留恋，也就不会有多少顾忌和韧性。正是有些女权主义者论证说，如今的时代如何不适于文学艺术的生存，大家都随波逐流，自己也只好无所作为。可是什么时代适于精神生活呢？文学艺术从来就不是盛开在美好年代的花朵，而是人类不满现状、反抗命运、苦苦求索的产物与体现。如果没有维护自己内心一块天地的决心，如果精神上缺乏美感，那还奢谈什么必败的事业。
鲁迅说过，“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不要以为这个话过时了，不要以为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对于人性隐秘而高贵的那部分来说，什么时候都是如此，什么地方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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