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的手稿年代跨度很大，最早的有1936年与杨绛先生婚后同赴英伦时，在饱蠡楼（Bo dleian，即牛津大学图书馆）作的笔记。那时候他还是风华正茂的26岁青年。自那以后，他与杨绛先生又辗转法国，1938年回国后又经历了抗战、新中国成立以及“文化大革命”。从现存的手稿来看，无论是时局动荡还是生活拮据，只要情况稍为允许，他读书作笔记的习惯就从未放弃过。较晚近的手稿有他在90年代作的笔记，此时他已是耄耋之年，加上身体有病，手稿上的字迹明显地要散乱和细弱，时断时续，不复有青年时代的潇洒流畅如一气呵成，但是认真细致的习惯始终未变。杨绛先生在序里写道：钱先生的手稿多年以来一直跟随着他们颠簸，去过干校，也住过办公室。有时装在箱子里，有时候甚至装在麻袋里、枕套里，历经了多少磨难方才保存下来。杨绛先生十分珍视钱先生遗留下来的手稿。钱先生尚在卧病的时候，就有人来电话问，可不可以出版钱先生的东西，那时候钱先生的脑子还是清楚的，他说，“我的东西，非得要经过我自己审过，才可以出版”。此次出版钱先生手稿，杨先生反复说明：“我这么做，出版他的东西，他本来是不同意的呀！可是我怎么办呢？难道我亲手毁了它们？我下不去这个手呀。我想来想去，还是想，把它们当作资料留下来吧。”
手稿的内容惊人地丰富。《容安馆札记》是钱先生的读书笔记，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他读书时的感想和札记，其中有一些观点后来经钱先生发挥，而成了专著里的重要内容。也有的内容当年钱先生有意扩展充实，最后终于没有来得及做完。中文笔记是他阅读中国典籍所做的笔记，数量远较札记部分为大，共有约一万五千页。从中文笔记中可以看出，他读书涉猎极广，除经史子集外，通俗的小说院本，乡谣俚语野史，凡能搜集到的无所不读，凡读过的又无一不作笔记。别人都说钱先生记性好，其实是他认真读书作笔记的收获。这样读下来，他的笔记已是一个蕴藏着无数奇珍异宝的宝库了。杨绛先生说她年青的时候也做读书笔记，后来发现钱先生做的笔记又全又好，读后基本上可以不读原书了，她就把自己的笔记放弃了，共用钱先生的笔记。
外文笔记部分数量很大，用各种各样的笔记本或自己用纸张装订的本子写成。其中还有一部分是钱先生当时用英文打字机打在几乎透明的薄纸上，字迹几成蓝色。这样的本子大大小小的共有211本，比前两部分加起来还要多。这部分充分显示了钱先生的博学与勤奋。外文笔记里涉及到的语种至少有六七种，有英、法、德、意、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西班牙文等，题材之广，令人叹为观止。笔记包括了文学、语言学、哲学、文学批评、哲学、文艺理论、心理学、人类学、还有通俗小说以及笑话和百科全书等等。曾有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来中国帮助整理钱先生的手稿。她对这座宝库甚为沉迷，用了整整两个暑假的时间，把外文部分全部整理了一遍，做出了一份长达一百多页的详细目录。钱先生本打算根据这些资料，用英文写一部综合西方文学的论著。这部论著若能写出来，就该是《管锥编》的姊妹篇了。正如莫宜佳博士所说：“《管锥编》是第一次联系着世界文学来商讨中国经典准则的。反过来说，用英文写成的这个续编，就该是对照着中国文学而体现出来的西方经典准则了。”遗憾的是钱先生未及写出这本书，就乘鹤西归了。
国内现今出版的各类手稿，如《鲁迅手稿集》等，是把已经印行出版的作品的原稿再次影印出版，以达到一种纪念目的，供图书馆及有心人收藏。而《钱钟书手稿集》的价值则不止于此。因为它不仅是对文物的一种形式上的留存，更大的价值在于它的内容。它是一部很特殊的词典，是由钱钟书先生一笔一划亲自抄写出的一个图书馆，一个由当代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亲自梳理出来的一份文库。如果说外文笔记“展现了西方文化在一位中国学者眼里反映出来的迷人境象”，那么中文笔记和容安馆札记则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国学大师在中西方文化之间的思想遨游。这样的手稿集就其学术价值来说，至少在现今中国，尚无可与之相比肩者。商务印书馆曾提出是不是把手稿整理出来，做成印刷体，方便读者。但是这却要面临一个巨大的障碍：这么多的语种，这么大的量，有谁有这个能力来做呢？因为即使是中文笔记，里面也不时有外文出现，七种外文里，又夹杂着大量的中文。杨绛先生自己也发愁：我只识得里面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别的不认识，可怎么办呀？就算是找到了懂得这些语言的人，但涉及面那么广，笔记中的文本考证工作又要花多大的力气才能完成。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还是把手稿的原貌保存下来，以后慢慢整理。
这些手稿，有的年代久远，几经搬腾；有的遭过日晒雨淋，许多都已模糊破损。大部分手稿的纸张已经发黄，有的已经薄软到拿不起来的地步，甚至连字迹已经很难辨识了。加之钱先生作笔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节省纸张。钱先生在作笔记的时候，有时还会“顽皮”起来，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画上一幅小小的插图，有时是几笔勾成的名人肖像，有时是淘气的漫画，非常生动，使严肃的手稿活泼起来。
最大限度地保存手稿的内容，使它更清晰，易于辨认，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只有一种方法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持手稿的信息量，那就是把每页稿子都划分为许多小区域，然后把每一小块都放大，除去其中的污点，同时调整它的清晰度，直到达到最佳效果；这样的方法，使最终收入到书中的手稿，比原稿更清晰。
出版钱钟书先生的手稿，是一个需要远见与胆识，并且对于文化的积累和文物的保护具有强烈的责任心的重大决定，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这首先是因为钱先生的手稿数量很大，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而此类书的销量又没有先例可资保证。2000年的秋天，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杨德炎先生在全面考虑了各方面的情况以后，特批了这个预计需要投入将近300万元的项目，并立即指示下属的技术部门斥资购进了最先进的扫描仪器，指定专人负责此项目，还专门聘请了技术熟练并有相当经验和责任心的扫描员进行手稿的扫描工作。经过两年的悉心整理和工作，备受国内学者瞩目的这套珍贵的文化遗产，终于要陆陆续续地面世了。但是，它的出版，仅仅是第一步。当它能为“有志读书求学的人”提供最有价值的资料和方便，并且促进学术的进步时，才真正彰显出了它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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