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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现在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400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以及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和三卷本的《迟子建作品精华》。曾获得鲁迅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励，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文等出版。 |
2002年春节刚过，80岁的公公被查出肺癌晚期。他老人家走得很快，从发现病症到故去只有一个月的时光。在大庆料理完公公的丧事，由于连续几夜没有休息，加之受了风寒，我一回到故乡塔河就病倒了。我高烧不退，昼夜咳嗽不止。从来没有打过点滴的我，迫不得已要每日去医院挂吊瓶。我不知道自己有慢性输液反应，只觉得每天从医院回来，冷得浑身颤抖，病没有减轻，反倒有加重的感觉。直到有一天，我还未输完液，忽然冷得牙关紧闭，体温已接近了40度，身上肌肉颤抖，呼吸困难，小县城的医生这才反应过来，我一定是发生液体过敏反应了！院长和医生连忙给我注射了好几组针剂，我这才脱离危险。他们后来重新调换了一种抗生素，我的病才渐渐好起来。我一般上午去医院点滴，下午在家休息。病一有了起色，我就想写这部早在计划之列的长篇。爱人对此坚决反对，他勒令我只能躺在床上“养病”。可是每日午后当我昏昏沉沉地从床上爬起来，独自望着窗外苍茫的山和由于低气压而形成的灰蒙蒙的天空的时候，我特别渴望着进入写作中的“青山碧水”。于是，清明节后，是4月6日，双休日的第一天，上午爱人陪我去医院输完液，下午我就在一个大笔记本上开始了《越过云层的晴朗》的写作。我半开玩笑地对爱人说，写作有助于我健康的恢复。果然，当我的笔在洁净的白纸上游走的时候，心也就渐渐明朗起来，病就像见着猫的老鼠一样逃窜了。4月底我和爱人回到哈尔滨时，我写完了第一章《青瓦酒馆》。有几个晚上，在故乡寂静的雪夜里，我轻声给他朗读第一章的片段，我还能回忆起他不时发出的会心会意的笑声。他对我说，用一条狗的视角写事态人生，难度会很大。我当时踌躇满志地对他说，放心，我一定会把它写成功！谁知我们回到哈尔滨一周之后，他却在回故乡的山间公路上因车祸而永久地走了！原来我最喜欢听那首美国乡村歌曲《乡村路带我回家》，可现在一想起它的旋律，我就伤心欲绝！
料理完爱人的丧事，我大概有一个月处于一种迷幻状态。虽然明白他已故去，但我仍然不由自主地在每日的黄昏拨一遍他的手提电话（车祸发生时，他的手提电话被甩在丛林中，一直没有找到），我想也许有一天奇迹会发生，我会听到那个最亲切和熟悉的声音，不管那是天堂之音还是地狱之音，我都会欣然接受！然而听筒里传来的总是那句冰冷的“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我心犹不甘，继续拨打他的电话，直到有一天听筒里传来“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时，我才彻底醒悟：我们真的是天各一方了！那天黄昏我听到“空号”二字，放下电话后不由得号啕大哭。也就是这天之后，我重新拾起这部长篇，把注意力转移到写作上。果然，一开始写第二章《在丛林中》，我的情绪就好多了。半年的时间里，我是伴着泪水来营造这部小说的。10月中旬，初稿已经完成。由于我写作手法笨拙，要先在笔记本上“笔耕”一遍，然后才能上电脑打字和修改，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工作量。而且由于流泪过甚而害了眼疾，医生禁止我使用电脑，但我太想早点把这部对我来说最有纪念意义的长篇杀青，所以靠眼药支撑，我每天在电脑前工作7、8个小时，终于在2003年新年的午后把它定稿了。当我在电脑上敲击完最后一行字时，真的有一种要虚脱了的感觉。
现在想来，这部长篇似乎冥冥之中就是为爱人写的“悼词”，虽然内容与他没有直接的关联。我其实是写了一条大黄狗涅槃的故事。我爱人姓黄、属狗，高高的个子，平素我就唤他“大黄狗”。他去世后的第3天，我梦见有一条大黄狗驮着我在天际旅行，我看见了碧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朵——那种在人间从来没有见过的圣景令我如醉如痴。最后这条大黄狗把我又送回地面上。醒来后，我跟妈妈讲了这个梦，妈妈说，他这是托梦给你，他在天堂，让你不要再牵挂他了。当时我还不理解这个梦，直到我写完这部长篇的最后一句话：“再也看不到身下这个在我眼里只有黑白两色的人间了”的时候，我才惊出一身冷汗：我这不是在写一条狗涅槃的故事么？如果我最初对小说的设计不是这样的，爱人是不是还会在人间呢？
跳出个人情感来看待这部小说，那么我对它还是满意的。佛家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性，我相信这一点，所以用一条狗来做“叙述者”。而且，我在短篇小说《花瓣饭》中对文革的“日常”理解，觉得意犹未尽，在这里又有了别样的认识，也是一种“补缺”。其实“伤痕”完全可以不必以“声嘶力竭”的呐喊和展览显示其“痛楚”，它可以用很轻灵的笔调来化解。当然，我并不是想抹杀历史的沉重和压抑，不想让很多人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文革”在我的笔下悄然隐去其残酷性。我只是想说，如果把每一个“不平”的历史事件当做对生命的一种“考验”来理解，我们会获得生命上的真正“涅槃”。
最后我要感谢《钟山》杂志社的傅晓红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郏宗培以及此书的责编丁元昌先生，尽管有多家杂志和出版社愿意首发和出版此作，最终我还是选择了你们。除了友情之外，我觉得你们对作品的理解和认同让我在这个特殊的心理时期感到一种鼓励和慰藉，谢谢你们。愿我的读者喜欢这部作品，虽然它没有那么多世俗的“情爱”，但它却是一部踏实的文学作品。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心态下写出的作品，我不敢把握它的好坏。所以如果它有缺陷，请读者朋友和文坛的朋友能够宽宥我。
最后我要说感谢文学，它帮助我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为此，我只能越来越热爱文学，因为它对我来讲是生命中永远的“真实”。我不想把这样一部浸透着“伤痕”的作品献给已故的爱人，因为比之他对我的爱，它显得过于“轻飘”和“虚荣”了。我不愿意他还牵挂俗世的我，愿他那比我还要脱俗和高贵得多的灵魂获得安息。我将用我的余生在文学中漫游，因为我越来越觉得，文学的漫游，就如同爱人故去后能够在我的梦境中带着我在天际中漫游一样，会带给我永久的震撼和美感。
注：《越过云层的晴朗》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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