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也并不认为结论，包括我在本书（《后现代性与辩证解释学》，2003年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所得到的一些结论，有多么的重要，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是如何地逐渐走向这些结论的。例如看山归来，重要的不是一句“那山真好”，而是游山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您的起伏变化着的感受。时下学术刊物的“内容提要”，实际上只是一个导引，而不是全文内容的浓缩，那种信奉再现性或代表性、过去叫典型性的意识形态已经乏有问津。一切都是修辞，都是比喻，都是比喻性的暗示，都是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
最近一位做东亚研究的美国学者在访问北京时提请中国学者注意一下后现代思潮，因为他认为未来十年人文科学将因后现代思想而发生一场革命。其实这种学术革命即使在中国早就已经发生过了，话语、霸权、意识形态、叙述、他者、差异、边缘、游牧、对话、越界、互文、修辞……，这些后现代概念已成为我们的基本学术用语，只是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或意识到而不愿承认罢了，自然这其中有着一言难尽的隐曲。
我本人不能算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但坚持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性对于我们学术事业的重要性。既然后现代主义已经来临，那么在有了后现代主义之后我们就必须把传统的论题置放在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重新讨论，这并不是，恕我重复，为了“弄潮”，赶时髦，因为后现代性已经向现代性挑战，尽管有时庄重，有时谐谑，或者亦庄亦谐，——但这只是一个表达形式问题，毕竟掩饰不住其内在的使命冲动，哲学的以至政治的。
既然后现代主义除了作为思潮之外还是思想，是后现代性，既然它已经不拘形式地向我们表现为现代性的基本信念下了战书，那么在后现代性与传统之间就有了自然而然的联结。简单地说，我是在传统与后现代性之间进行“辩证解释学”的工作，这工作就是寻找二者之间的对话，找到其同、其异，让同成为我们可以分享的成果，让异继续保持其异，成为与同构成张力的对于思想和理论的魅力。
我以后现代视角徜徉于三大思想传统之间。在德国思想中我被告知人及其理性应当是什么，法国理论则经常说人不是什么，还有超出于人的，而中国思想的博大雄浑，则似乎是一切思想永远跳不出去的如来手心。我终于不再犹豫，思想包括其形式的差异决不同时就是思想及其形式的优劣。
我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的思想家，但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我逐渐形成一个与历史主义意趣相反的看法，历史主义说一切思想都是思想史，而我想说，一切思想史都是思想。思想史的研究不是为了考古学的复原，那诚然可以满足人们的历史兴趣，而是为了发现它与今日现实的动态性对话关系。紧要的不是它曾经是历史的，而是它仍然活着，或者随时都可能复活过来。一切能够引发我们兴趣的思想都一定有着现实性，在我们兴趣之外的思想或可能有着将来的现实性。一切有成就的思想都是一个思想个体，不可取代，不可简约，只可以忽略，留待别人去发现。宣布某一思想的死亡只是意味着一种态度，至多代表着现在，但不完全的现在，因为它永远不能穷尽他人和未来。
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历史的烟云触处即散，我之所见都是思想，纯净得透明的思想。清灯孤卷，它给了我那么多的欢喜、激动、狂乱，从那纵横的沟沟壑壑以及沟壑里的尘埃浮现出她美丽的嫣然一笑。我理解了屈原为什么喜用美人香草，但丁为什么请贝亚德丽采作为天堂的向导，我也理解了柏拉图为什么见到美的理念便不能自持。美与神圣一体！
在西方，后现代目前有向现代妥协的趋向，当年福山宣布“历史终结论”时的得意和狂妄和我们左翼的不屑、不快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不过，在中国后现代主义从输入的那天起，就是为了论证现代性的合法性。“启蒙的计划”如果说在西方尚未完成的话，那么在中国至多只能是刚刚起步。在西方启蒙计划之尚未完成意味着“启蒙”的“辩证法”，是过度“启蒙”所带来的副作用，是吁求回到“启蒙”，而在中国启蒙之刚刚起步则意味着中国不仅需要现代性，而且同时还不能重蹈西方现代性的覆辙。在现代性刚刚起步阶段即遭遇西方的后现代性，这看起来似乎是中国后现代性的时空错位和因果的尴尬，但实质上是它面临着双重的使命：启蒙，与对过度启蒙的校正。在西方只要“启蒙的计划”尚在实施，在中国只要它已经起步，不再回头，那么后现代性便不会失去其作为批判性的存在价值。
当然这决不是说后现代性仅仅意味着否定性。把后现代仅仅作为否定性一方面是由于为后现代文化之现象所一叶障目，另一方面则出自一个更深层的对于现代性的形而上学的非历史化的理解。“启蒙的计划”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计划”，它是“计划着”，而不是“已经计划便不再需要计划”，是一个在其实施中需要不断接受修正的动态的计划。如果说现代性在进行中接受了后现代性的批判而对原计划做出修正的话，那么这修正应该就是后现代性的肯定性成果。
在别处，我们已经看到了“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例如在美国的现代神学家、哲学家约翰·科布和大卫·格里芬的著述中，再例如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复例如孔夫子以前现代而后现代的“仁”学。当然对于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建构性后现代，我只能简单地回答说，是对已有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超越。一个含糊其辞的回答？这不是搪塞，我不想将后现代性形而上学化，如哈贝马斯已经对现代性所施行的那样的手术。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乌托邦这一点上没有分歧，激进者如德里达也是承认的，我认为，这恐怕是一切思想或人文学科的终极之光。我们怀有美好的梦想，但这梦想是有差异的，实现这梦想的方案和过程将差异更甚。
面对差异我们需要胸怀和宽阔的前额。我理解，即便从物理上说，这也有一个过程，漫说思想呢？！
默默的，让我们把敬意留予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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