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作注脚的是周国平新出的另一本书，书名叫《安静》，那是他1999年以来发表的文章结集。那时候，他应邀到德国海德堡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他庆幸自己与国内媒体拉开了距离，编辑和记者们找不到他了。
没有人要周国平“下课”，是周国平自己发现“我需要回到自己”，他表示要尽可能对约稿、访谈和开会说“不”。他感悟到：“我早就不以发表估量我的写作，更不以写作来估量我的生活了。当我酝酿和从事一项较大的工作时，我已能克制自己不去写那些马上发表的东西。当我坐在电脑前忙碌而我的女儿却希望我陪她玩儿时，我也清楚什么是更聪明的选择。”
但是，媒体不会轻易让周国平这样的学者、作家安分下来，许多话题不管轮不轮到他们，都要他们像个“知道分子”无所不侃一通。这种聚光灯下的成就感，也很容易让其中的一些人快乐并麻木着。
“安静”属于健康的艺术生态和学术生态，她谢绝浮躁、喧哗、扎闹猛和轻率地张扬什么旗帜。想想，如果哪个作家嚷着要去夺诺贝尔文学奖，他恐怕离文学也就远了。相反，真正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往往在安安静静地劳作。2002年度的获奖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一生都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美国比较文学教授卡塔琳娜·威尔逊（凯尔泰斯作品的英译者）称“他是一个极其隐秘的人”。当美国“线上新闻时间”节目主持人打探凯尔泰斯“如何生活”时，卡塔琳娜回答——“我想他是一匹耕马”。凯尔泰斯自己也在10月1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感慨：“我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对我40多年所受禁锢的报偿”。而40多年前的1961年，他在《苦役日记》首篇这么期待——“我感觉，倘若我自己经得起忍耐，奇迹就会来临。”
这种“禁锢”追求灵魂的自由，要为世界创造一点什么的人都很清醒。让我们来看一看另一匹“马”——苏联舞蹈大师乌兰诺娃吧，她这样谈论她成功的“秘诀”：“在汽车还没有出现的时代，圣彼得堡的马夫们为了让马在拉车时不受干扰，常常给马戴上眼罩。我这一生就是戴着这种‘眼罩’走过来的，这使我的工作没有受到外界任何干扰，使我能够一心想着自己的事业。”
艺术和学问都在安静的地方安静地生长。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说得多么平凡又多么深刻。差不多年年都在“喧哗与骚动”的“红学”，从太极图到宇宙语五花八门，闹出了多少非学术的笑话？挨着茫茫大漠的“敦煌学”，一点也不热闹，却悄然结出沉甸甸的果实，倒让日本人不敢再放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了。珍视安静，有着“古船”一般的深沉的张炜，奉行“三不主义”——“不看热闹的书，不去热闹的地方，不交热闹的朋友”。为什么？他把作品的品质看成生命的品质，他不能轻侮生命。
苏童也是这样。由于小说和小说改编成电影或芭蕾舞，他也“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来，有了“明星般的知名度”，外界还要给他贴“先锋派”、“偶像派”的标签。好在苏童没工夫搭理这些，他面对记者的采访如此回答：“门外的繁华不是我的繁华，我是过室内生活的人，一直很安静，现在更安静”（2002年11月2日《南方周未》文学版《我像老兵在打一场没完没了的战役》）。对他而言，“写作的意义已演变成生活的意义”。这和周国平所说“我的写作应该同时也是我的精神生活”一样，都认同了一种价值取向。
回归安静当然不仅仅是指与媒体隔绝，它是健康的写作状态，也是健康的生活状态，更是健康的精神状态，这又有了新一重境界，指的正是一种价值取向。知识分子的写作，知识分子的思考，总是渗透着责任感和建设感，心系终极关怀，守望精神家园，同时又独享灵魂的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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