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谢有顺选编的《1977－2002中国优秀中篇小说》一书，将王蒙、陆文夫、史铁生、张承志、贾平凹、王朔、阎连科、叶兆言、刘恒、尤凤伟等一些重量级人物忽略掉了。谢有顺说：“这个选本的基点就是今天的眼光、个人的立场、篇幅的限制。很多名家的作品我没选，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对我的阅读无效。我只是在选我认为好的、能感动我的、艺术上成熟的东西。很多作品当年被反复地提及，并不意味着它们在今天还有反复被提及的价值。但是，我并不否认它们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他解释选取的篇目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明显居多的原因：“80年代中期以前，文学在艺术上还处于一个萌芽和探索的阶段，这个时期的作品当然很难和经历了20年艺术革命之后的时期的作品相比。”
李敬泽选编的《1977－2002中国优秀短篇小说》漏掉了王蒙，舍弃了某些作家广为人知、得到充分认可的名篇，例如刘心武的《班主任》、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对此，李敬泽自言：“我拒绝考虑某些作品在我们文学经验中的基础作用”。他承认，“首先，我的阅读范围依然有限，很多好的小说我可能没有看到；其次，我不想假装公正。我不公正，我的判断出于我的所知和我的趣味，它当然是片面的；第三，因为我的基准是共时的，不是历时的，是把所有作品摊在一个时间平面上考量，所以此书与‘文学史’无关，它既不是公共的文学史，也不是我自己的文学史。”
祝勇选编的《1977－2002中国优秀散文》中，不见余秋雨、周国平等大家的名字。他解释为什么不选余秋雨：余秋雨的散文将刘白羽的旅行、秦牧的知识和杨朔的主题拔高合而为一，可以被认为是杨朔、秦牧、刘白羽散文的变体和延续，而不能视作散文革命性进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余氏散文只能满足“眼球经济”而不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他的许多篇章，看似尖锐，实际上他判断历史人物的价值体系并没有更新，没有把历史人物放到一个新的尺度上衡量。他们安全地保持着原有的身份。不过是余秋雨的语言‘才华’和叙述策略更高明一些罢了。”“不仅余秋雨，被认定在‘名家’范畴的，还有一大堆，可以毫不费力地列出一长串名单。这串名单无法与我的散文尺度发生关系。余秋雨最好的东西还是《文化苦旅》，那是90年代以前的东西，现在散文又发展了13年，早就超越了他。甚至很多由于篇幅的原因没有选上的文章都不比他的差。”
这套书的策划、责编，春风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臧永清则认为：“‘一个人’并不代表自己的口味，每个人身后都有一个时代人群，‘一个人’代表了一批人的价值取向。我们这套书的核心是‘不是选作家而是选作品’。我们这套书出版后没有作任何炒作。我们和一些（落选）作家比较熟，有的还是好朋友，（出版社）不愿惹是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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