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尽管政务繁忙，仍不时审阅《四库全书》馆送来的缮写本，多次发现其中错字。有一次，他阅读康熙御制诗集，其中“桃花”的“桃”字误作“梅”字，于是降谕说：“朕于所缮各种书籍，原未尝有意苛求，亦实无暇通身细阅，而信手披阅，错字自然呈露，则其它舛误，谅更不少”。他要求总裁们每日到馆，“但能每本抽阅数处，时为驳正，则校对及誊录等皆知有所儆畏经心”。为了使校缮人员能悉心工作，在乾隆的要求下，《四库全书》馆的总裁大臣们专门制定了一部《功过处分条例》，对誊录、校对人员的功过赏罚作了明文规定。尽管处分条例规定甚严，但谬误仍然不少，为此而被记过和罚俸的甚多，其中就包括总纂官纪昀（纪晓岚）等人。而从事校对的总校官们被记过次数最多：仓圣脉1686次，朱铃2734次，王燕绪达3705次。可见乾隆对《四库全书》质量的督察之严。
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功过是非姑且不论，他对编书的严肃认真的态度的确是值得称道的。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几乎一切事业都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唯有书籍的质量在一天天的退步，几乎到了无错不成书的地步。笔者不久前花去数百元买回一套上世纪90年代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洋洋20厚本的《资治通鉴全译》，细读才发现上当不小。尽管本书打着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的招牌，尽管编委会中赫然标着余冠英、罗尔纲、程千帆等著名学者的大名，书中的校对错误却比比皆是，无法卒读。如“拂”错为“佛”，“棒”错为“捧”、“徙”错为“徒”等。幸好笔者还另有一部岳麓书社版的《资治通鉴》可以对照，不然，许多地方完全无法知道是我理解的错误还是校对的错误。出版社对待中国文化名著的轻率态度可见一斑。我觉得，所有的出版社都有必要学习乾隆编书的认真负责的态度，甚至也可以制定一部《功过处分条例》，对于出版的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把差错降到最低限度，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衣食父母”——节衣缩食来购买书籍的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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