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最近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研究张先生哲学思想的专著是由几位资深学者合作写成的，这几位作者对于张先生素有研究，而且多具有较为宽广的当代哲学视野。因此，他们合作的这部书不仅是研究张先生思想的最新成果，也对于当代哲学－文化的思考和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其中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提出：
第一，张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传统哲学已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要更新，认为“今后哲学的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本书指出，这里所说的“唯物”即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理想”专指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德与人生哲学，“解析”是指近代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法。张先生的这一发展现代中国哲学的思路和格局，正是我们现在哲学界习惯所说的“中、西、马”的结合。“中、西、马”大三角是我国当代哲学研究的主要格局，关于“中、西、马”三者的互动与结合，是近年来受到大家关注的课题，但在这方面很少有系统的构想，更少有体系之作。而张先生在30－40年代的哲学写作正是在“中、西、马”三结合方面作了一个系统的有益尝试，即以辩证唯物论为哲学体系的主干基础，在中国哲学方面吸收中国古代哲学把自然主义与人生理想相结合的传统，把辩证唯物论与人生价值理想作进一步的结合；在西方哲学方面，吸收穆尔、罗素的逻辑分析法，对辩证唯物论进行更细密的理论论证。本书明确指出，“融合中西马”是张先生思想中的一条明晰可辨的思想主线，这是本书的一个鲜明的特色。
第二，关于张先生的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近年亦有文章曾加讨论，其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张先生的哲学属于“新气学”，与20世纪“新理学”、“新心学”同属“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思维。究竟张先生的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气学哲学如何，本书给以了明确讨论。我们知道，张先生的哲学理论形态和哲学立场，在30－40年代被公认为属于当时所谓“新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因此严格地说，张先生的哲学是“分析的唯物论”或“分析的辩证唯物论”。张先生基于新唯物论的立场而大力表彰中国古代气学代表的唯物论思想，但张先生的哲学建构并非以“气”为概念形式，这与冯友兰和熊十力都不同。因此本书强调，在思维路线上张先生可说是接着气学讲的，但这种接续不是概念、范畴、问题意识的接续，所以张先生的哲学不能被看作现代新儒学意义上的新气学，更不属于宋明道德形上学的传统。本书不仅指出张先生哲学是当时新唯物论的一派，而且指出了张先生哲学与旧唯物论和30年代苏俄形态的辩证唯物论的关系，即张先生在坚持辩证唯物论立场的同时，也指出当时的新唯物论形态只是初级形态，“其完成待于将来”；张先生主张新唯物论的完成必须吸收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罗素一派的科学的哲学”。本书特别指出，张先生当时提出的“中国现代唯物论者”的6项任务，很值得当代中国哲学界尤其是辩证唯物论研究者们参考。
第三，本书对张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给以了特别的关注和解说。作者把张先生的文化观分解为“文化结构论”、“文化创造论”、“文化类型论”，认为其中文化结构是综合的基础，文化创造是综合的动力，文化类型强调文化的主体性，综合创新是注重文化主题的自我创新。作者强调指出，张先生的综合创新论，其所说的“综合”，是运用了辩证法思维的综合，而不是一般的调和、拼合；其所说的“创造”是反对模仿，创新在总体上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的超越；在这种文化观里，一切“创造的综合”都不只是综合，而是否定了旧事物以后出现的新的整体，这种综合是对于所综合的对象的进一步的“发展”。
第四，在80年代张先生更把综合创新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联系起来，强调思维方式的创新、民族精神的创新。一般读者多熟知张先生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界定中华文化精神的提法，本书进而指出，张先生在这方面的提法有一个逐步明确和发展的过程。80年代张先生以“厚德载物”与“自强不息”并提，着重从宽容并包来解释“厚德载物”，提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90年代以后，张先生更多把“以和为贵”与“刚健不息”并提，或从以和为贵的角度解说厚德载物，乃至提出“自强不息的哲学基础是重视人格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厚德载物的哲学基础是重视整体的以和为贵的理论”的完整提法，体现了他的思想因应90年代新的时代挑战的新发展。
总的说来，虽然本书各章由不同的执笔者分工完成，且有若干重复之处，但总体上体系一贯，重点突出，新见不少，吸收和体现了学界研究的已有成果。本书是近年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研究的一个新的综合性的成果，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
刘鄂培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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