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这部《佛教大辞典》得以产生的最初的因缘。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任继愈先生逐渐将精力转移到《中国佛教史》、《中华大藏经》、《中国哲学发展史》等工程的编撰与组织上，至于《佛教大辞典》，用任先生的话来说，“只好暂时放一放”。但据我所知，这项工作实际并未被搁置。就在撰写上文的1981年左右，他曾安排王世安先生（商务印书馆版《印度佛教史》的译者）住在香山，专门从事佛教辞典资料的检索。当时也曾经嘱咐我们这些刚刚毕业的佛教研究生，认真地读一点佛经，在阅读中摘录有关资料，以供《佛教大辞典》之用。其后，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宗教词典》。那是一部中型词典，且涵盖所有宗教，佛教条目相对不多，自然不是任先生心目中的“佛教辞典”。记得是上个世纪80年代晚期，任先生终于将《佛教大辞典》的编撰正式推上马。从那时至今《佛教大辞典》正式出版，也已经10多年了。
30年前，任先生由于客观环境不适于从事学术研究，因而计划编撰佛教辞典。其后，客观情况已经改变，学术研究的环境也大大改善，但任先生对编撰佛教辞典依然念兹在兹，执著不放，原因何在呢？我以为，这可以在任继愈先生的另一篇文章《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序》中找到。
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世界上文明古国，有的衰落，有的不复存在，而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古而不老，旧而常新。”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根基深厚”，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正是这一文化传统，使“中华民族历经千劫百难，屡踣屡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古老的传统，而能够屡踣屡起，则这种传统，一定内蕴着一种能够与时俱进的命脉，从而使它得以不停地进行新的思想文化建设。在任先生看来，要进行新的思想文化建设，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一个方面是新材料与新手段；另一个方面是时代的需要。在上述两个方面中，他特别强调后者的重要性。
但“时代的需要”既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就不依人的意志、好恶为转移。因此，当这种“需要”还没有出现，一个以承担祖国文化命脉自许的知识分子所应该做的，就是努力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为将来一定会出现的思想文化建设的高潮铺路垫石。这就是任先生的一个基本思想。自从师从先生之后，他多次与我交谈，认为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资料积累的时代，而不是出大师的时代。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努力进行佛教文献的搜集、整理，为将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将来要出的大师，做好研究资料方面的准备。我以为，正是出于这样的信念，任先生无论在荒寒的“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其后的年代，始终执著地要编纂一部佛教辞典。
中国何时才会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呢？对此任先生有这样一个观点：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必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与思想建设的高潮。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序》中，他这样说：“我们自己几千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建立新国家，首先发展生产，然后才是文化建设、思想建设。……新中国建立刚50年，目前我们正处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转折时期。21世纪将是经济有长足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民族统一大国取得成效的时期。我们继往，继的是五千年文明灿烂之往；我们开来，开的是五千年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未来。”
新中国建国至今50来年，刚刚进入第四代。我相信，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将会在21世纪迎来高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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