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诞生在古尔德在科学界有了很高的名望，他主持并编写的科普片《进化》拥有了很高的收视率之后。那时，他在《自然史》杂志上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做“这种生命观”，历时数年，结集出版后，就有了《自达尔文以来》。随后又有了《熊猫的拇指》、《母鸡的牙与马的蹄》、《火烈鸟的微笑》、《为雷龙喝彩》、《八头小猪》和《鼎盛时期的恐龙》等。这套书在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受到了好评和欢迎，其中有的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国家图书批评奖。《自达尔文以来》的读者仅在美国就有上百万之多。
那么，这本书又是凭借了什么获取了普通大众的青睐呢？该书的译者序言是这样说的：他的散文向我们讲述了由自然现象引出的种种思考，包括对自然现象的遐想，对科学的反思，既有对社会偏见的尖锐批判，又充满了对于自然、人类、文学、艺术和哲学的深爱。这些文章的中心是生物的进化和进化的理论，但是，由于作者联想的丰富、思考的独特、文笔的流畅和学识的广博，所以我们读来不仅感到惬意，而且还会跟随作者的引导，去思考周边的事物及现象的背后所蕴含的深刻而具普遍性的道理。
那好，现在，我们就来跟随古尔德到他的《自达尔文以来》中去游历去思考。
第一篇：《达尔文的拖延》
古尔德问，查尔斯·达尔文得出全新的进化理论是1838年，但是，他直到20年后才将它们公开发表，这是为什么？是他还不满意自己的理论吗？是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吗？
都不是，古尔德回答。这是他在考证分析了达尔文的笔记后得出的结论。
达尔文十分明白，他的进化论，特别是其中的唯物主义观点，在当时还是一种异端邪说，只有29岁的他还没有专业地位，他不能因为这个学说来危及自己有前景的事业。所以，20年来，他一直在进行一场温和的革命，他不仅长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还故意避开公众对他理论中哲学含义的注意。他在笔记中写道：“我认为（正确或错误地）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对公众不会有什么影响：而伴随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会更好地促进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科学之内。”
这就是达尔文，这就是提出了进化论，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他公开这个理论的过程也在实践着这个理论。试想，假如29岁的他不择天时地冲向当时的社会，他会被承认吗？他会有今天的地位吗？或者早就成了无名的殉道者，把一顶胜利的桂冠留给了后来人。
达尔文理论的问世就像他的理论一样耐人琢磨。
第九篇：《对爱尔兰麋鹿的错误命名、错误分析和错误理解》
所谓爱尔兰麋鹿也叫大角鹿，它的角整个长度可达12英尺。这种巨鹿早已灭绝似乎是一个容易说明的事实。但是，它灭绝的原因却像恐龙的灭绝一样引起了科学界的种种分析和推测。
在这篇文章里古尔德告诉我们：有人说，它们是被挪亚洪水毁灭的，甚至相信化石在发现时是站立的，鼻子朝上，那是在洪水上涨时的最后姿势。有人说，巨鹿的灭绝要怪凯尔特人的部落无度杀戮。但是更有力的证据说明巨鹿在人类到达之前就已经消失了。
这样一来，巨鹿的消失就只能从它们自身寻找原因了，最终的结论是：巨鹿的角消灭了它们自己，因为它们适应了草木茂密的广阔原野，却无法适应随后的寒冷期以及再随后的茂密森林。但是，这个使种群致命的巨角又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呢？科学家们又有了分歧：
直生论者认为进化的历程是直线的，自然选择本身不能调节。也就是说，是因为角的无节制生长的结果。以赫胥黎为首的达尔文主义却提出了异速生长的观点，认为巨鹿的角和身体的增大，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只不过角长得太快了点。
作为达尔文主义者，古尔德当然支持后者，但是他却发现这一纳入教科书的观点和解释“没有根据什么资料”。于是，古尔德开始了一个科学家应该做的事情：测量标本，提出置疑，重新分析。结果，古尔德用自己的看法补充了前人的学说：角是看得见的统治等级的符号，角大说明地位高，可以获得雌性，因而保证了生殖的成功。也就是说，角越大它们的后代越多，这是一种生殖上的自然选择。
紧接着，古尔德又提出了问题，既然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巨鹿为什么还会灭绝呢？作为唯物主义者的古尔德得出的结论是：
灭绝是绝大多数物种的归宿，通常是由于物种的不能足够迅速地适应气候条件或竞争条件的变化。动物应该不会主动发展出有害的结构，但这种进化并不保证有用的结构在改变的环境中继续适应。爱尔兰麋鹿大概就是自己以前成功的牺牲品。富贵如浮云。
我们不是科学家，看不懂门道却能在看过程、看热闹的同时，获得很多大千世界的神奇和趣味，还有联想。大熊猫就是从远古时代的以肉食为主进化成吃竹子的，这种进化在食物缺乏的冰川时期，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但是如今却又成了它们走向衰亡的致命原因。古尔德说“富贵如浮云”，其实也是天道莫测。
第十一篇：《论竹、蝉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
在这篇文章里，古尔德首先提出了两个自然界中的奇怪现象。一个是，竹子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进行一次有性繁殖，届时，它们的种子会厚厚地堆积起来，而种群的延续只需要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不是一种浪费吗？另一个是，蝉的蛹要在地下生活13年或17年，然后不同地区、不同种类的成百万成熟的蝉，将在短短的几周内，从地下爬出来，变成成体，交配、产卵，然后死去。行动迅速，步调一致。这样的辉煌不是太短暂了吗？
接着，古尔德就为我们解谜了。他说，这两种现象的根本要旨只有一个：生存的需要，或换句话说，叫做生的策略。
竹子的种子和蝉的蛹，都是许多动物的美食，它们太容易被得到，所以就可能太容易被灭绝。于是，它们进化出了一套自己的生存方式，古尔德把它叫做“捕食者满足”。
古尔德说，捕食者满足的策略包括两种适应。首先，出现或生殖的同时性必须非常精确，从而保证市场的充裕，而且时间很短。其次，这样的充裕并不常见，使得捕食者无法将生命周期调整得与预期的食源充裕相符。也就是说，假如竹子每年都开花，那么吃它种子的动物就可以追踪到这个周期，并在每年食物丰盛时产下大量的幼子。但是，如果竹子开花期的间隔长得超过任何捕食者的生命周期，那么这个开花周期便无法追踪，就会有幸存的种子去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
这也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内容，有意思的是，这一理论的得出不是来自他对自然的观察，而是他对一位叫做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观点的移植。亚当·斯密的著名警句是：每一个人都在以尽可能产生最大价值的方式从事产业，旨在使自己获利，他是这样，其他许多人也是这样，于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促成一种并非他本意的结局。他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不断地比他真心打算的那样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
经济学和生物学的沟通，使我们有了更多更形象更有趣的联想空间。我不知道在人类的36计中有没有这样的策略和计谋。
在《自达尔文以来》中，古尔德还为我们讲述了“小孩是人类真正的父亲”，“人类的婴儿是胚胎”，“生命的五边形”等许多有趣的问题。
我不敢说能完全读懂这本书，但是，它却吸引我。我不能说读起来很轻松，但是，却觉得有嚼头。过去常常读文人的散文，它们是触景生情，把你由外部的世界引向内心，让你去浮想联翩，去扪心自问，去怅然若失，去跃跃欲试。但是，读古尔德的散文却不同，它们把你从自我引向大千世界，引向无穷。它们告诉你，除了你和你的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神秘奥妙趣味无穷的时空；它们还会告诉你，在这个无穷时空中，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患得患失，你的生老病死都是渺小的，无足轻重的。唯一重要的是，在你的有生之年，让自己生活得更明智，更充实，更有乐趣，就像那些在无穷的时空中生存了几千万年的物种那样，一方面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后代进化出有用的结构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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