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这项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争议中,“读经”的主角——孩子们,丝毫没有拒绝或选择的权利,只能是让我读我就读。那么,让不让孩子们读经,以及读什么经的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大人们对于“经”的态度和认识,扩大一点讲,这反映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经”,对于民族文化的态度。张德明先生曾这样说过:“近年来,国内对古老的作坊、民居、村落,对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民俗的寻访、报道、考察、重修和研究等工作频频展开,……实质上是民族文化记忆面对蜂拥而至的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所作出的回应。”(《多元文化杂交时代的民族文化记忆问题》,2001年3期《外国文学评论》)那么,“读经”现象似乎也可以纳入这一系列,是民族文化记忆在现代的一种回应。我们甚至可以把“读经”现象看作一种象征,即人们已经开始向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吸取精神资源,来对抗随着物质现代化的逐渐实现而引发的精神贫乏问题。虽然这仍然是一种无意识的、零散的活动,但这已经显示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那么,假如人们对这个活动的态度仍然停留在几十年以前,仅仅从应不应该读经以及读什么经的层面上说来说去,显然就是缺乏思考的意气之争。
很多家长认为:这些古书连大人都看不懂,孩子怎么懂得呢?(见罗四令鸟文)我们当然可以作出这样轻松的回答:大人不懂是因为小时候没好好学习,难道我们还能让孩子们再重复以往的错误,仍然不懂我们自己的经典吗?而实际上,家长们看似简单的疑问,却涉及到这样一个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一个多元文化杂交的时代,是做一个文化上无根的世界公民,永远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别处’,还是与民族文化记忆认同,继续作它的代言人和记录者?”(见张德明文)现在,不少的人已经用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我觉得,多年以后,那些“读经”儿童一定不会责怪师长父辈替他们作出的选择,不会后悔当时怎么没去学钢琴,读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