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研究三题

对国外汉学的研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在其恢复和重建中最重要的努力之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学术现象？如何把其放入中国学术的流变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进行分析？如何提高我们对这一学科研究的自觉性？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问题。

如果把日本宋学作为日本汉学的独立形态，日本传统汉学当形成于14—15世纪，它已有近600年的历史；如果把利玛窦入华作为西方早期汉学，即“传教士汉学”开始的标志，它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如果把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任命雷慕沙为“汉、鞑靼、满语言文学教授”作为“西方专业汉学”诞生的标志，西方专业汉学也已走过了189年的历程。

海外汉学从其诞生起就同中国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产生和近现代西方汉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她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者与汉学家们互动的结果。利玛窦与徐光启，理雅格与王韬，王韬与儒莲，伯希和与罗振玉，胡适与夏德、钢和泰，高本汉与赵元任等等……，汉学家与中国学人的交往我们还可举出许多例子，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戴密微在厦门大学任教，卫礼贤执教于北大讲坛，陈寅恪受聘于牛津、剑桥，在20世纪20、30年代双方的交往比今天还要频繁。就中国来说，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中国学术逐步地向现代化形态发展。

当年傅斯年在谈到伯希和的学问时说：“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借，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这说明了当时汉学对中国学人的启示。实际上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对西域的研究日益加强，引起许多学者感兴趣，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汉学家的影响。胡适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记中说：“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

这里胡适已认识到汉学的特点，以后胡适在与汉学家钢和泰交往中改变了原来认为汉学家治学“成效殊微”的看法，而是直接向钢氏求教于梵文。而他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评价更说明西方近代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高本汉以治音韵学而著称，胡适说：“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年工夫研究《切韵》，把260部的古音弄的（原文如此）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七期）珂先生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300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鉴于西方汉学的这一成就，他号召青年人要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那时再来重新整理国故，便可“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江”。

当时海外汉学对中国学界的冲击非常之大，以致陈垣先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论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其实中国近代学术从传统的注经转变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启于海外汉学。陈寅恪任教清华之初，遵循地道的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方法，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对于这段历史桑兵先生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者交往录》一书有详细的研究和介绍，这里我不过摘其一二而述之，说明在20、30年代伯希和、高本汉等海外汉学家的中译本著作对当时学界的影响，说明汉学和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的内在联系。

为什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始逐步关注海外汉学的发展呢？其实这里有着深刻的文化和学术的背景。从大处说，从那时开始学术界开始了一种深刻的反思，检讨以往的学术，试图跳出长期以来制约学术发展的那种教条主义的体系和方法，寻求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这是80年代西学热的基本背景。海外汉学当时是作为西学的一部分而介绍到中国学术界的。这种狂飙式的介绍和学习还是给学术界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不管今天人们怎么评价80年代的西学热，我对那段历史一直心存敬意。不可否认当时所介绍进来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产生了影响，例如，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几乎几天成为我们解释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视角，以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派”的理论和方法也已经成为新一代学者构建自己学术体系的基本依据。

但到80年代后期人们已经感到，仅仅西学的介绍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不够的。特别是90年代初加大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学术界需要有关如何研究中国本土学问的新方法，如李学勤先生讲“国际汉学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而作为西学一部分的汉学以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为其对象，她所提供的一些方法和理论对以中国本土文化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学者来说更为直接和便利。这就是为什么“海外中国学丛书”当时受欢迎的原因之一。而汉学家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我们只要提一下费正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就足够了。

国外汉学家的一些研究为什么会在一些方面高于国内同行的研究呢？这是我们国内学者要认真反思的，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有二点较为重要。

第一，有些研究方向的文献，海外优于国内。例如长期以来敦煌在国内，敦煌学在国外，但这并非国内学者不努力，而是绝大多数敦煌文献藏于国外，国内学者无法使用。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如明清中国基督教研究，至今最优秀的学者、最有影响的著作大多是汉学家的而不是国内学者的。因为大多数传教士的文献藏于国外。

第二，研究方法汉学家高于国内学者。高本汉用现代语音学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音韵，从而使这一研究走出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老路。李约瑟运用现代科技思想整理中国历史，从而开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新的学科。费正清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社会，从而开创了西方汉学的新路，使美国汉学从此有别于欧洲汉学。目前，国内文科研究中许多人采取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这同样受启于汉学家。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面临范式转换的今天，汉学家对中国学术界在方法论上的影响日益增大。

汉学家的研究水平并非整齐化一，他们中许多人的研究隔靴抓痒，文不对题。他们的许多研究方法和成果也应深入讨论，但这些都不能作为我们轻视海外汉学家的理由，他们的存在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应了解他们、研究他们并与其积极对话，以此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加强对汉学的研究是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一条重要措施。

在更大的意义上看，汉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自己的学问，无论是传统的文史哲，还是当代有关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已经不再是中国学者自己独有的专利，中国学术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汉学的存在日益揭示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近20年来在西方的传统文科中，汉学成为发展最快的学科，全球范围内学习汉语的人数每年以15％的速度发展。随着中国加入WTO，域外汉学还将会有大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汉学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的表现，汉学的强大是中国强大的表征，它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标志。正像人们所说的语言与文化的强大是民族昌盛的特征。现在全球有近万名专业汉学家，仅美国就有6000多名职业汉学家，每年毕业的汉学博士有近千名，每年海外出版的汉学著作有几百部，面对这个庞大的群体，我们不能采取鸵鸟政策，无视他们的存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首要一步就是要了解海外汉学，中国文化要显示其世界文化的意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与汉学的沟通与互动。

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兴起，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已有十几本之多；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学”洋洋洒洒已有近30多本；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后来居上，注重学科建设，葛兆光主编的《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相继问世，西方汉学的鸿篇大作《剑桥中国史》甚至有了多种译本，许多译著受到好评；李学勤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国际汉学漫步》备受欢迎；季羡林主编的《中学西传》丛书侧重研究，引起学界注意。在这些丛书之外，为推动对汉学的研究各类学术性辑刊纷纷出版，刘梦溪主编的《世界汉学》、阎纯德主编的《汉学研究》、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李学勤主编的《法国汉学》等已成为推动这一学科发展的重要阵地，尤其是《国际汉学》创办最早、出版稳定，它已开始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与此同时一些大学也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的汉学研究所、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汉学研究所、四川外国语学院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所都已成为这一学科的有影响的机构。

在学术界已涌现出一些对汉学研究颇有成就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中心已故的孙越生先生是这一学科最早的推动者，他主编的《美国中国学手册》、《世界汉学家手册》、《苏俄中国学手册》、《国外中国学研究》（4册）等著作，至今仍是学者们的案头必备之书。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教授的日本汉学研究成果卓著，他的以《日本中国学》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向学界展示了汉学研究的广阔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耿升研究员以翻译法国汉学为其主业，近20年来他所翻译的法国汉学著作范围之广、难度之大令人惊叹，被学界誉为当代冯承钧。另外李明滨对俄国汉学的研究、侯且岸对美国汉学的研究、张国刚对德国汉学的研究都是近年来的重要成果。

这表明国内学界已不仅仅在各个相关学科中汲取汉学的成果，而且开始把汉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加以把握，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言“我认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如果沿着这个思路，对汉学的态度就不仅仅是把他们的成果拿来就可以的。因为汉学是发生在域外学术传统中的一种学问，它必然受到其发生与发展的学术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你不了解其学术传统就很难真正知道它的问题所在，它的运思特点。以西方汉学为例，传教士时代的汉学，19世纪的汉学和今天的汉学有着极大差别，如果你不了解西方汉学近400年的传统，取其一点加以评论，恐怕会出问题。

进一步讲，西方汉学是西学的一部分，虽然它以中国为其研究的内容，但理论的框架，文献背后的解释方法都是西方的。按萨义德的理论，整个西方的东方学都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就需要我们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审视国外汉学。同时在研究中我们又要考察汉学家们是如何获得中国的知识的，在不同的时代，他们获得的中国知识又是不同的，摸清这种知识传播的途径，这就需要我们进入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因此，一旦我们采取一种学术史的办法来研究汉学，就发现这使自己处在一个各个学科的交叉之中。

对海外汉学进行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理论目前都在摸索之中，这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学术研究领域。一旦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汉学研究取得进展，我们的各个专业学科对汉学的吸收和借鉴就会更加自觉，就会突破那种仅仅停留在知识侧面同汉学家的交流，而从跨文化的角度，在比较文化的侧面上对其审视和吸收，展开交流与对话，推动中国本土学术的发展。

其实，以这种方法治海外汉学也不是今天才有，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中西交通史这个学科渐渐成熟时，就有一些前辈学者开始了这种研究。例如，陈受颐先生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阎宗临先生对法国汉学的研究，方豪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在当时都较有影响，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的翻译出版和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的出版是当时的代表性成果。今天，我们不过沿着前辈的做法重新开始，虽然耽误了许多时间，我想只要沿着这个方法慢慢去做，注意学术积累和学术基本建设，在基本文献的整理、翻译和解释理论上同时着力，这个研究领域会出一些好的成果，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