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教授的雄心不仅在于为英语世界编译一部贯穿始末的中国古典文论选本，而且是要“通过文本来讲述文学思想”；也就是说这部书某种意义上是一位当代西方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论的论述，而这一论述是以文本为核心，迥异于通常意识中论述体式的著作。
以文本为中心的方式进入，理论文本和文学文本一样值得细心考察。说到中国古典文论文本，其中不乏本身就具有文学性的著作，它们是赋、是诗、是骈文。以《二十四诗品》而言，它是四言诗，充满喻象，语言弹性很大。如果仅仅关注它举列的艺术风格观念，或许不必对诗本身太过究心，然而如果直面文本加以细致诠解时，一切的含混之处都不能回避，于是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正是在这一困境中，宇文教授强烈感受到《二十四诗品》最有意思的一点：虽然每一品诗的具体所指暧昧难明，但它们整体的意指由于“雄浑”、“冲淡”等标题的存在而很容易为人意会，也就是说，“部分是晦涩的，但整体给人的印象却是清晰的”。由此个案，其实可以引申出中国文论传统相比较于西方批评传统的一个特质。后者努力追求对各个概念、范畴做出清楚的界定——当然具体应用时也会有变化、游移——而“中国思想史的各个领域，关键词的含义都是通过它们在人所共知的文本中的使用而被确定的”，也就是说，身处此一传统中也即置身于同一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对于某一语词或话语的意旨拥有共同的感知，它们是人所共喻的，所以在这个传统中，精确的界定便不那么重要；当然，界定还是必要的，但它或许主要是面向“学诗的后生”，因为他们刚刚入门，处在这个文化共同体的边缘，还不具备理解乃至使用这些语汇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精确定义这种在西方传统中的主流冲动，在中国文论的语境里面恰恰处在较为低级的价值层面上。
这里，宇文教授依据文本又超越文本，抵达历史的真实，这确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洞识。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