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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著名的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推动了美国亚裔文学热，并促进了中国文化在美国的影响。其代表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89）因从中国人的独特视角细腻而传神地刻画了母女关系而使她成为了美国文学界的一颗新星，作品荣登《纽约时报》1989年春季的畅销书排行榜，并连续9个月保持榜中之位，同时该书获得了“海湾区书评最佳小说奖”和美国图书馆联合会颁发的“青年读者最佳图书奖”。谭恩美的作品中鲜见直接冲突，她关心的是华裔社会中的种种关系，其中包括家庭关系，男女关系，女性之间（尤其是母女之间）的关系等等。通过这些关系的探究，她再现了美国华裔女性及其后代的历史和生存现状。小说中的两代华裔女性大多挣扎在东方信仰和西方的价值标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中，不断努力寻求自己的身份与位置，并用生理与心理传承自己的文化价值。而这一切，在她的第二部作品《灶神之妻》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该作品一经发表，便获得普遍好评，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又一热点。
《灶神之妻》是关于一个年长的华裔女性移民向全然浸润在美国文化中的女儿讲述她在中国解放革命前痛苦而压抑的生活，尤其是被夫权压迫，失去自我与尊严的一段历史。母亲口中的中国旧社会妇女忍辱负重的态度令美国女儿不解与疑惑（当然，也令美国读者对于一个他们不知的东方世界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与关注）。女儿与母亲的最终沟通的表面形式下，是作家试图用作品让中国形象和文化与西方进行沟通。
小说的题目就是一个中国文化形象的典型再现：灶神是一个中国的民间传说，一个背叛、压抑了妻子的男人竟被错误地敬为神灵，来保佑中国百姓家的兴旺，本身对于中国妇女来说就是一个绝妙的隐喻，是对长期以来妇女不带任何怀疑地俯首于权力与纲常的讽刺。
谭恩美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谈及这部小说，也认为，她创作的目的主要是“想弄懂压抑之下的生活是如何的，人们的恐惧是什么，被迫采取的反应又是什么。”真实，她作品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妇女的形象，她们用反抗来要求自己的尊严，她们移民美国是为了要摆脱痛苦的过去，无性或无爱的婚姻。小说的引人入胜（尤其对于西方读者）之处，就是谭恩美巧妙地将那段她所理解的中国历史、神话、迷信与美丽的文本交织起来，如同传统中国丝绸上的织锦艺术。
姑且不谈中国文化形象在作品中的失真程度，小说题目暗喻了一个中国神话中的为自私丈夫牺牲了时间、精力与自我的无私女性，结果那个自私的丈夫却成了灶神，然而女人却被人遗忘。谭恩美笔下的中国是一个在工业革命之前滥用权利、忽略人权的落后国家，妇女的地位低下，全然没有质疑态度与反抗精神。母亲最后在美国父亲的爱情之下，逃脱了前夫，作出了最后的反抗。
其实，《灶神之妻》在美国的畅销与成功本身也带有西方读者对“他者”的审美趋向。他者的含义有二：其一是东方的话语，其二是女性的话语。因为女儿（即受纯西方文化熏陶的黄皮白心人）的叙述中，真实地渗透了西方优越、文明、进步，而东方神秘、迷信，甚至落后的偏见。并且，由于小说的书写对象又是西方人，因此，对于母亲们的叙述话语，西方读者极可能“将其中所描绘的异国风情当作一种落后、野蛮文化的遗迹来猎奇。”
许多海外华裔作家已经进入了对方的主流文化，但是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形象的创造与作品中的形象展现，往往是以符号形式，而不是以物象的形式来达到的。这里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因为他们自身因为家庭演变，历史、教育等原因，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微，常常是以“道听途说”或“回国探亲旅游”，或家庭长辈（往往以女性担任这样的文化载体角色）口耳相传的叙说方式来间接接触的。中国在西方人的心中，往往是闭关锁国，思想狭隘，有着一贯的静止和保守，乏味而缺乏独创力，并且形式多于内容，多礼节客套，有些整个民族千面一人的感觉。
同时，海外华裔的心态也很微妙，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使他们的话语系统既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社会，又与中国本土大相径庭。在《灶神之妻》中，有许多中国文化形象的再现，比如中国旧历除夕的过年方式，中国的“媒妁之言”的求婚与恋爱方式，性文化通过《金瓶梅》所传递的概念，女性恪守妇道的形象，旗袍小褂、日常饮食、祈祷方式等等，都折射了中国的文化形象。在许多的华裔文学中，中国的创世神话和英雄传统就如同希腊古老文化对于西方一样，会自然地出现在作品的角角落落。很多古典作品中的人物，如关公、诸葛亮，甚至是孙悟空都会成为华人为之骄傲的精神领袖。因此，华裔作品中的人物，或多或少会讲几句哪怕是不怎么地道的中文，或对或错地引用中国的典故与著作，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唐诗宋词和神话传说，甚至是迷信，使中国文化形象在美国得到传播，其作用是任何中国本土作品或华文作品所不能比拟的。由此可知，华裔文学对于中国文化形象的推广有着极大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华裔文学可以启发人们采取“互为主观”的认识方法。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虽然研究对象常常是英美文学作品与文论，实际上，作为中国的学者，我们不可避免地站在自己文化的角度，试图去解释中国文化思维中的外国作品，我们要迫切思考的，也是本民族的文化，要迫切解决的，也是自己民族的文化问题。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很有价值的一点是，我们在外国文学中看到了“中国形象与中国文化”（无论扭曲程度如何）。于是，本民族作为他者被观察和被投射，这种被看的意义非常重要。因此，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中国古诗里都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说，那么突破我们视界的封闭，或许能发现许多曾经是盲点的部位，进行一些有益的思索。
一个观点，一种理论在另一文化系统中的作用，同它在母体文化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甚而连原意也会变形，导致了在很多华裔作品中，或者是在西方人展示中国文化形象的文本中，总是将儒家思想的社会功能给理想化或丑化，而这种转化，实际是根据了他们的语言和心理，根据他们文化的思维方式来进行的。这种“西化”或“欧化”，有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对中国文化的曲解，而是他们站在西方文化的价值系统中，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蒸馏。而这样的蒸馏，也同样会反映在我们的本土文学创作之中，因为这样的过程，是文化交融汇合的环节，只有用这样的态度，异质文化才能进入自己文化系统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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