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这些注释，大体上涉及到这样一些方面：一、某个学术观点的来源。比如说，在本书第五篇《乔治·瓦萨利的〈艺术家传略〉的第一页》中，本书解释到巴黎某博物馆一幅素描画藏品时，有如下的补充说明：“或者把它当作基督教早期组画的一幅特别可靠的复制品，或者当作一系列为恢复古代文化后期的造型而设计的原稿”，对此一说法，著者留下了这样一条注释：“这一观点是库勒尔和本肯两位教授亲自对我讲的，后者提醒我去注意维柳提小教堂的壁画。”（第198页）二、使用的某些资料的来源。比如说，在一篇题为《提香：〈关于节俭的寓言〉跋》的文章中，著者提到过意大利的一座教堂——博格西教堂，说这座教堂现在“本身依然还存在”，并在书后附了一幅有关这座教堂的照片，为此，著者留下的注释是这样的：“A.瓦尔堡教授和格尔特鲁德·丙博士帮助我确认这座建筑并协助收集了一幅照片，在此谨表示真诚的谢意。”（第259页）再比如说，在一篇题为《肖像学与圣像学》的文章中，著者在提到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的插图本时，曾留下注释说，他只知道在梵蒂冈图书馆有两种插图的拉丁手稿，其中的一种“是库尔特·魏茨曼教授告诉我的，我还要感谢他曾经允许我复制了一幅10世纪的小画像，见附图七。”（第57页）又比如说，在《〈阿尔卡迪也有死神〉：普桑和挽歌体传统》一文中，潘氏曾引用过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尔的一段文字，为此，著者特地留下了这样一条注释：“参阅福斯塔夫·福楼拜尔：《穿过田野，穿过坟墓》，见《福楼拜尔全集》。巴黎1910年，第70页。这段引文是经过乔治·斯瓦琴斯基善意帮助而引起我们的注意的。”（第370页）三、自己踏入某一研究领域的最初的灵感来源。比如说，在《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和古代文化》一文中，著者曾论述过丢勒创作的有关太阳神的素描与古代钱币之关系，为此，潘氏为我们留有这样一条注释：“我对这一领域的关注是由于伯纳哈德·施维策尔博士的功劳，谨此致谢。”（第296页）
读潘氏的这部学术著作，我们会对什么是学院派有一个十分感性的了解，几乎每一页都有注释，有些页码上的注释，其篇幅达一半乃至一半以上。不过，我在此所说潘氏的学术诚实，主要的，倒并不是指这注释的量，因为，仅仅是这注释的量，并不能保证这一学术诚实的“彻底”。潘氏彻底的学术诚实，是通过我们在上边引过的那三个方面的注释得以体现的。这些注释所点明的包括观点、资料、灵感等的来源，都不是见诸已公开于世的各式文献，而只是来自著者周围一些友人的口头指点等。这就是说，如果著者不加上这些注释，除了这些给他以口头指点的当事人之外，其他人一般是不会知道此一内情的。这是一。即使著者在本书中引用了这些口头指点而忘了加注或是有意不加注，我想，一般也不会有哪个友人为此而来找点什么麻烦的。这是二。但是，潘氏并未因此而不加注。他真是没有一点点掠人之美之心。他本着是什么样就什么样的精神，一一加以注释，一切都照实地说在明处，并对提供信息者一一表示了谢意。潘氏学术诚实的彻底性正由此得以显现。
当今中国学术界的一大顽症，便是学风的严重失范，抄袭、剽窃等恶劣现象时有发生。在此情况下，我们拿出这本出版于16年之前的汉译本重读一过，特别地去留意一下该书中的这些能显现出潘诺夫斯基这种彻底的学术诚实之秉性的注释，应该说，是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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