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这样的综合书店，还是在三联、风入松这样文化色彩较为浓郁的专业或民营书店，记者发现，日记都无法在图书架上拥有一个独立的架位。它们或夹杂在散文之间，或隐匿在作家文集的角落中，一副乏人问津的孤独者姿态。北京图书大厦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作为资料性的文本，日记不大会畅销，市场很有限。而一位普通读者也表示，除了特别的名人日记外，一般情况下不会对日记有太大的兴趣。
近年来，图书市场上有一些日记出版，但并不成规模。日记出版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类是文集中的日记，如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中的“鲁迅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叶圣陶集》中的“叶圣陶北上日记”；一类是单独出版的日记，如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胡适日记全编》、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梅贻琦日记》；一类是以丛书形式出现的日记，如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近世学人日记丛书”（包括《张元济日记》、《黄侃日记》等）、大象出版社的“大象名人日记文丛”（已出版《周作人日记》）。就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单独出版的日记还不是很多，大部分是在相关的文集中。但也有单行本先问世，之后又收入文集的情况，如夏承焘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就是先出了单行本，后来又收到其全集中的。
记者发现，目前所能看到的日记多以文化名人的为主，科学家、政治名人日记的出版远远少于文化名人的日记，是否因为科学家、政治家的日记在价值上不如文化人？对此，对日记素有研究的《黄河》杂志副主编谢泳认为：“所有的日记都重要，看读者要从日记中看出什么。要说重要，可能政治家的日记更重要，研究晚清历史，没有不看《翁同龠禾日记》《郑孝胥日记》的；研究国民党历史，没有不看蒋介石日记的；去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也十分重要。至于科学家的日记，也很重要，早些年出版的《竺可桢日记》，就是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特别是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情况的重要材料。”对于文化名人的日记整理出版得较多的现象，大象出版社的总编辑耿相新给出了一个较为可能的解释：文化名人本身文学素养较高，其日记非常有可读性；科学家的日记，虽然也有研究价值，但相比较而言，可读性差，市场比较狭小；而政治人物的日记出版则必须持审慎态度。
出版界整理出版日记是一项非常艰苦的文化建设工作，耿相新说，出版日记不会有丰厚的利润，但是大象出版社会把这个工作做下去，争取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2003年，大象出版社将会陆续推出巴金、聂耳、徐志摩、田汉、萧军等8位文化名人的日记。对于日记的整理出版，谢泳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最好影印出版日记，因为日记的主要读者是专业人员，有看手稿的需要和能力，过度地整理不仅难度大而且容易造成错误。实际上，台湾出版的日记多是这样做的。如《王世杰日记》、《徐永昌日记》等等；二是最好完整地出版日记，像《吴宓日记》中1949年以后的就见不到了，对于研究者来说十分遗憾；三是如果是多卷本的日记，一定要做索引。
对于一般读者，日记或许是满足好奇心的消遣图书；对于研究者，一些日记却是千金难求的珍贵史料。记者了解到，《周作人日记》首印2000册已经全部售罄，出版社打算在重新断句、标点以后再印5000册。据了解，购买这本书的读者大部分是研究周作人或近代中国文史的学者和研究人员，这是在日记销售中情况较好的一本。
日记有两种：一是流水帐式，一是详细记事式。它们的重要性不好绝对区别，相对来说偏重记事的日记可能有价值些，像《胡适的日记》；鲁迅的日记虽然大都是流水帐式的生活琐事，但它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对于日记的重要性，谢泳认为不宜下一个断语，关键是看使用者的眼光。季羡林的散文很有市场，他的《清华园日记》，印数不会很多，但在专业人员的眼里，这本日记因为涉及当时清华许多人和事（如青年李长之的情况），十分重要，而要考察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清华西洋文学系的情况，就非看这本日记不可。
考察历史时，常常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官方系统的文件记载，二是民间材料，而日记反映的就是社会民间事实。人们记日记时，不单是宣泄情绪，更是以个人的角度记载历史事件，人物心态也跃然纸上。简单地说，日记之所以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一是较为真实，二是多有细节，三是有隐私。作为私人化的文本，日记体现了作者内心深处的东西，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因而是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极重要的参照。所以，《东方文化》杂志主编柯汉琳说：
“日记这种隐秘性较强的个人生活记录，由于隐秘，往往很能透露真相，对于准确了解历史和认识历史人物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因而对日记的研究也就显得很有意义。”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研究者，日记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研究日记作者本人，更是了解相关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主要材料来源。如上海书店出版的《陈光甫日记》是银行家的日记，但因为陈光甫和胡适的关系很好，从他的日记中能看出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不同知识分子的影响；去年出版的《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中有许多与中国历史大事相关的材料，因而学术界非常重视。
然而，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日记有时是作为自身著述来“撰写”的，是一种带“创作”意味的思想和学术表述形式。如郁达夫的日记，表现欲极强的他在写之初就是为了要给世人看，这样的日记，其价值又该如何评判呢？谢泳认为，记日记的方式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看记了什么，以什么态度记的。是不是为了出版，不能说明问题，如胡适的日记就有保存史料的目的。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非名人日记。长期以来，人们相对看重各类重要人物的记述，实际上社会中下层那些“无名之辈”或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已被淡化的个人记述，也应予以特别的关注，因为其中“故意为之”的痕迹会更少一些。当然，非名人日记的发掘整理会更为困难，目前所知的只有一本早年出版的清代乡村秀才日记。记者还注意到，市场上有些日记是出版社策划，由一些名人或作家记一年或几年然后出版的，这样的日记，其真实性无疑要大打折扣，谢泳也认为“作家为出版而写的日记，严格说来，那就不是日记”。
看来，对于具有历史补白作用的日记，还需要研究者有一双善于发掘的眼睛，从中发现真正有价值的材料，这样才能还历史一个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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