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戛纳，以4年前科伦拜恩中学枪击案为主题的美国影片《大象》，破天荒地同时赢取了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金棕榈奖，这是戛纳连续两年褒奖同一题材的影片。去年，美国导演迈克尔·摩尔的纪录长片《科伦拜恩保龄》，也在此得到“戛纳电影节55周年特别奖”。
也是上个周末（六·一儿童节），我终于有机会看到《科伦拜恩保龄》的全片，原以为这是部充满妄言和恶作剧行为的影片——就像摩尔的畅销书《愚蠢的白人》那样，但《科伦拜恩保龄》无论从主题还是制作手段上来说，都绝对是一部严肃的作品。影片虽从科伦拜恩中学枪击案出发，探讨的却是美国的枪文化，或者不如说是在对造成美国人人自危的恐惧感寻根溯源。
在影片中，摩尔采访了一位作家——巴里·格拉斯纳（Barry Glassner），后者写有一部分析美国人集体恐惧感的畅销书《恐惧文化》（The Culture of Fear），1999年由基本书局（Basic Books）出版，但格拉斯纳在《科伦拜恩保龄》一片中的短暂出镜，已令本书再度走红，出版商也不失时机地大量加印此书的平装本。
美国人都怕些什么呢？《恐惧文化》封面的书名下方印着数行长长的副题：“为何美国人害怕这些坏事儿：犯罪、毒品、少数民族、少女妈妈、儿童杀手、细菌变异、坠机、公路杀手，如此等等”。简言之，凡是不好的事情，有啥怕啥。这里的“恐惧”，已经不是某一个人怕什么的问题，而是弥漫于全国上下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格拉斯纳是南卡罗莱纳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以大量的调查证明，所有这些恐惧都建立在一种对上述“坏事儿”过度放大的数字上，是某些人和机构一连串长期而巧妙操作的结果——政治家利用选民的恐惧赢得选票，商人利用顾客的恐惧赚钱，媒体利用读者的恐惧提高发行量……格拉斯纳引用冷战时期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话说：“能让群众动容的只有恐惧，而不是爱。”
格拉斯纳说，这些“虚幻的和夸大的恐惧带来的只能是苦日子”。不久前，《洛杉矶时报》有篇社论说，SARS仅使全球不足400人死亡（当时的统计数字），还不如一个度假周末死于汽车事故的美国人多，但是它却造成了传媒的一种歇斯底里，传染数百万人，该文的作者称之为SAFS——severe acute fear syndrome，“严重急性恐惧综合征”，套用SARS的中国叫法，也可姑且称之为“非典型恐慌”。如果格拉斯纳日后再出《恐惧文化》的新版，这个“SAFS”可以给他做个极好的素材。
《科伦拜恩保龄》在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一首老歌《世界多美好》中落幕，画面渐隐，歌声绕梁，实在耳熟，于是我在抽屉里翻来翻去，结果在一堆口罩下找到这位老黑人的专辑。“我看见彩虹的颜色，美美地挂在天空，映着过往人们的笑脸，我看见朋友们握着手，互致问候……我听见宝宝们在哭，我看着他们成长，他们将学到更多，多过我平生所学，我暗暗地想啊，多么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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