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作家朋友，是从工人写出来的。当初他住集体宿舍，那是十几个人的大房子，连张桌子都没有，他就趴在床板上，在工友们打牌聊天的喧闹声中，写出了他的成名作。后来，有了影响，他被调进省里，当了专业作家，住上了大房子，有了宽敞明亮的书房，反倒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了。有时，朋友聚会喝高了酒，他就格外怀念当工人时的写作环境，认为那才是自己最理想的写作环境。当然，要让他重新回去当工人，住集体宿舍，那他是一百个不答应。
浪荡不羁的作家福克纳则对记者说：“对我来说，最好是当妓院的老板。我认为这是作家最理想的写作环境。生活富裕，不愁吃住，上午清静得很，很适合于写作。晚上有的是社交活动，正好休息。”他的黑色幽默，毕竟只是一种假设。不过，也真有把妓院当作最适于写作环境的文人，“凡有井水，就有柳诗”的柳永，虽“奉旨填词”，但其大部分诗作都是在妓院问世，被歌妓们唱红，由歌妓们传记的，甚至于他的后事，都是由歌妓们出钱料理的。
还有人把监狱当作“写作的环境”，当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作《怎么办？》，就是问世于沙皇监狱，捷克作家伏契克在德国法西斯的监狱里写下名著《绞刑架下的报告》，方志敏烈士在国民党监狱里写下千古不朽之名作《可爱的中国》，柏杨、李敖则不仅因坐牢爆得大名，而且在牢狱里著作颇丰，几年铁窗生涯，反倒成了他们的写作高峰。平心而论，谁也不愿意坐牢，没有自由，残汤剩饭，还有刑讯逼供，甚至死亡威胁，但唯一的好处，就是时间丰裕，无杂事烦心，无庶务劳神，任你笔走龙蛇，心骛八极。
“斗酒诗百篇”的李太白，写作的最适环境，无疑是酒肆酒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那神来之句，又岂能在书斋书案得之？而习惯于在驴背上苦吟苦思的鬼才李贺，驴背就是他的最适于写作的环境；“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鲁迅先生，租界里的小楼就是他写作的最佳环境；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则是他在病榻上写成的，尽管每天都在忍受病痛的煎熬，每写一笔都要付出比常人大得多的代价。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是家道破落后，在破草房里完成的，他当阔公子时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
平心而论，不论从作家个人小环境还是从国家大环境来说，时下都是作家写作的最佳时机，最佳环境。既无衣食之忧，又无牢狱之苦，也没有人戴帽子打棍子；而且书房越来越宽敞，写作工具越来越先进，国家有工资养着，自己再挣一份稿费。如果这样还写不出好东西，整不出传世之作，那就既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写作环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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