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目前的语言学研究者对国内外语言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对21世纪的前瞻性探索，我感到十分兴奋。现就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下列问题，仅作为与有关语言学问题的回顾和思考。
在清华大学举行的这次语言学学术报告会上，有北京语言大学方立教授与会，这不禁使我想起一段历史。那就是，在外语教师中，原来没有“语言学”的概念。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77年，教育部与英国文化委员会联合聘请了英国专家杰福里·利奇（Geoffrey Leech）来华讲学，在北京举办的讲习班为时1个月。来自北京各高校的老师对利奇提出讲课要求时，最初只是希望他谈谈英语语法的最新变化。通过对一些问题的讨论，才了解语法学的发展是受语言学理论的影响的。也正是在这个讲习班上，我们才开始了解功能语法和转换生成语法等新理论的概貌。如果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建制中早有语言学研究所，我国一些大学的中文系早就设立了语言学专业，那么在外语院系中则是近20、30年才有人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或应用的。但不管怎么样，这已经多少反映了我国语言学研究发展和普及的一个侧面。
由于在清华的会议上，不少发言者使用了“语言学家”一类词语，我感到模糊了。因为在我印象中，只有像赵元任、吕叔湘、王力、朱德熙等才算是“语言学家”（linguists）。我请教英语词典Co build，它给了两条定义。第一条是：Alinguist is someone who is good at speaking or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s。这就是说，能说和用若干外语者都是。难怪过去与外宾接触时，我跟他们说我是教英语的，经常获得“Oh，you are a linguist！”这样的回答。第二条定义是A linguist is someone who studies or teaches linguistics。这句话中的studies既可指学习，也可指研究，我似乎也沾边。至于teaches linguistics，我也教了一、二十年的各种语言学课程。我又找了《牛津进阶英汉双解词典》核实，注解也是这两条。但这部词典有汉译文，把前者译为“精通数国语言者”，把后者译为“语言学家”。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家”不一定非是大家。可我还是忐忑不安，像我们这类外语教师半路出家，尚未修成“正果”的，能否叫做“语言学家”？于是我查阅《现代汉语词典》，对“家”的第5条的释义为：“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辞海》也提供了内容基本相同的解释。这里，有两点值得讨论：外语系的教师讲授语言学课程，是否算“专门学识”或“专门活动”？第二，外语教师该达到何种水平或程度才算“掌握”？这个问题需要统一认识，这有利于语言学发展，壮大语言学队伍，避免出现据说某一学派，全国才两个半人够格的情况。
赵世开先生在发言中提到，世界范围内，搞生成语法或形式主义的人多；独有中国，搞功能语法的人多。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反常”还是“不反常”？在钱军教授编的《语言学——中国与世界同步》一书中，第一篇即为我的老友徐烈炯先生写的“功能主义与形式主义”一文。他为此事专门找过韩礼德教授进行讨论。读者们可从该文中获得不少启示，不在此赘述。
国外搞生成语言学的多于搞功能语言学的，差别有多少？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接触的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语言学家似乎搞功能主义的多。在美国我接触的也是搞功能语言学的，如Wallace Chafe，Sandra Thompson，Charles Li等人。
这里谈谈我个人的思想变化。我最早是和北京语言大学的方立教授一起搞转换生成语法的，并合作写过一些介绍该语法流派的文章。我个人曾尝试将该语法作为理论基础，给北京大学工会办的教师进修班讲语法，理科的教师很欢迎，事后见到我说他们当时很受益于我的“教学语法”。为此，我准备写一部转换生成教学语法的书，其中一章为“论英语关系结构”，在北京语言大学的学刊上发表。这部书最后没有写出来。理由很多：（1）我有一、两章寄给杂志社后未录用，也未见退稿。积极性也降低了。（2）我被当时的国家教委派往澳大利亚进修，临行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赵世开先生鼓励我去那边向韩礼德学习国内不太清楚的伦敦学派，后来又要我研究语用学，这样，继续搞生成语法已精力不济。（3）我回国后，方立先生曾勉励我跟他一起研究Zw ick y的界面语法以及蒙塔哥语法、数理语法等。我因为中学时数学底子太差，只好向方立先生表示我跟不动了。蒙他照顾，让我在功能语言学方面发展。（4）1983年我参加在黑龙江大学召开的中国第一届生成语言学研讨会。我当时一直认为20世纪下半叶语言学的转向主要是研究语言的生成问题。每一种语法都要以自己的理论去回答这个问题。后来在会议的闭幕式上了解到要百分之百的乔姆斯基的学者才能参加筹建中的生成语言学会。于是我又回校研究我的功能语言学了。当然，在我心目中仍然认为功能语言学也研究语言生成问题。（5）没有多久，听说乔姆斯基本人宣布他的理论不是为教学用的，而是解释人类为什么能习得语言的机制。作为外语教员，我无力向心理语言学发展，趁早止步。
有一点对我印象一直很深。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语言学系有两个方向，有搞理论语言学的，有搞应用语言学的。这是韩礼德的一贯观点：理论必须与应用结合。理论要为应用服务，要解决实际应用中的问题，才能证明理论的价值；实际中的问题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有待深入的课题，可推动理论研究。我想，功能语言学的生命力就在于此。广大语言（汉语和外语）教师确实希望从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方面得到一些指导。同样，我在上面谈到的“语言学家”的标准如果定得过高，只是少数人的事。这是人才学中如何处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事。
再一点也是我过去多次说过的，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不管你同意与否，形式主义对某些范畴已开始作较多的功能主义的标记和解释；功能主义则从来没有反对过对功能作形式的描写。所不同者，功能主义认为功能是第一性的，形式是功能的体现。我也指出过，两者有时分离，有时接近，但不可能永久合一。只有两者并存和挑战，才能推动语言学科的发展。
赵世开先生在发言中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内现在似乎汉语语言学工作者和外语语言学工作者各搞各的，没有形成一股力量。这是一个老问题。我曾经在上海召开的国外语言学研讨会上说过，汉语语言学工作者由于外语底子薄弱，不能及时掌握国外新理论的信息，更不要说直接把外语作为语料；而从事外语语言教学的语言学工作者许多是半路出家的，对汉语语言事实不敢妄自评论，而本专业的学术委员会又要他们的研究以外语为主。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分工是正常的。
其次，我认为经过几年的努力，情况已有改善。中文系语言学专业学生的英语水平已大为提高，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语言学教程》中译本便是这些年轻学子努力的成果。第二，国内有关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符号学的一些年会上，组织者多次强调尽可能把汉语作为大会工作语言。如有外国学者与会，由会议筹办单位指定专人个别翻译。
为了消除两张皮，必然涉及创建语言学系。这样，语言学系的师生不会区分汉语或外语，而是把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困难是有的，回想当年朱德熙先生作为北京大学副校长曾多次建议设立语言学系，但未能如愿，这便是一例。希望也是有的，如国内已有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南大学两家设立了语言学系。这是一个突破。中国办事的规律，往往一旦突破后，将会有更多学校创建语言学系。
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语言学作为一门领先的学科，要向领导和人们证明它的价值。例如，语言（母语、第二语言、外语）教育如何得益于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当代各学科的发展如何借助于符号学、隐喻学的思想？国外情报工作者如何通过词汇学和句法学的知识破译密码、通过语音学的发声原理，从说话人的口型研究其讲话内容，获得情报？语音学和音系学的研究如何有助于言语矫治？在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中语言学知识已起到哪些积极作用？我想，纯理论研究是需要的，但人数不可能太多。这需要语言学工作者有一定的思想准备。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有关语言学的文章已日益增多。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引入国外的理论，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所有的与语言学有关的专业人员去国外进修学习，而本土的专业人员不一定能接触所有的新资料和读懂已有的资料。我们应该肯定这些引进者的工作，正如我们不必要对一百年前的《马氏文通》的作者过于苛求一样。第二个阶段表现在国内的许多学者已注意将新理论应用于实际，有的用来分析某些语言事实，特别是结合汉语事实；有的用来指导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有的推行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新教学法；有的从事语篇分析、语类分析和文体分析等；有的进行语言对比研究、翻译研究、人工智能研究等，不一而足。
第三个阶段是通过理论的实际运用，对原有理论的某些方面作些修正。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是准备腾飞的一步。就我所熟悉的功能语言学研究者的工作来看，已有一些文章展开与韩礼德，Fawcett，Goatly，Rose等功能语言学家的讨论，其目的是推动功能语言学的发展。就生成语言学的情况看，听说有位资深学者写了几篇文章，说明乔姆斯基的某些规则不适用于汉语，竟受到乔姆斯基的一些学生的不满和反击。但愿我听到的并非如此。总的来说，我国语言学研究处于从第二向第三过渡的阶段。正如一位俄罗斯的学者所观察的，从他收集中国同行的论著看，基本是介绍性的，最多也是评论性的。
即使是全部进入第三阶段，我们仍然是跟着别人的理论走，运用别人的理论。真正要使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与世界同步，便要进入第四个阶段，即创建中国品牌的语言学理论。这是对中国形式主义者和功能主义者的共同要求。到目前为止，真正对这个问题在思想上有准备者，当推北京大学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理论。不过，对这个理论如何具体化、如何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正如徐先生说，需要数代人的努力。这就是说，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学者。第二，要设法解决共同语言。完全按西方语言学的描写方法，不能充分描写汉语的特异性；反之，过分照顾汉语的特异性，便无法与世界接轨。正像我国在宋朝已有足球游戏了，但拿当时的游戏规则与今天世界足球联合会制订的规则抗衡是得不到结果的。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这靠大家来集思广益了。这有待中青年语言学家的努力。第三，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中国的治学传统强调严谨和考证，是优点；但不太鼓励大胆假设和演绎，是缺点。杨周翰先生在世时，曾明确表示，归纳只能原地踏步，真正有创新非得演绎，非得依赖思维的跳跃不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乔姆斯基的魅力在于他敢于做假设，敢于否定自己，敢于修正自己的假设。话又得说回来，如果乔姆斯基或韩礼德长在中国，他们能成才吗？他们要成立一个学会方便吗？
（作者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双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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