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仅用“开创”或“填补空白”之类的字眼来评价《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论稿》（以下称《论稿》）是不够的。就是小学生填空，也有一个填得对与不对的问题，并非胡乱填上了事。所以对《论稿》的填补空白之举，也还有个填补得好还是不好的问题。对此，我的看法是：好。题目选得好，做得也好，是一部能够启发人进一步思考问题的好书。
百年恩怨过去，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与分歧渐渐淡下来，民族利益这个共同的主题却一天天地成为共识。人们已经意识到，在过去百余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社会历史舞台上变来变去的种种主义及其实践，不过是民族主义这条潜在河流上激荡出来的浪花而已，始终离不开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主题。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也就到了以民族主义这个最根本的角度来进入问题的时候。据我所知，国内不少学人已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40年代的战国策派，都有人在做。单正平选择民族主义的研究角度，而且将20世纪中国文学一网打尽，目光敏锐，包罗宏富，体现了充分的知识积累和成熟的学术眼光。
《论稿》的文学史观也是新的。单正平认为，凡在现代产生过巨大影响、感情充沛，文字流利的文本，都可以视为现代文学。所以《论稿》不仅打破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常见历史分期，沿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说法，而且打破新旧之分，雅俗之别，将新诗与旧诗一视同仁，把政论和小说等量齐观，弹词、秧歌，以及鸳鸯蝴蝶派的通俗言情小说，都是作者审视分析的对象。这是一种“大”文学史观，长时段，泛文类。其中泛文类这一点，对《论稿》探讨现代文学在建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中所起的历史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非精英文化对广大民众的影响，较之精英文化，更为强烈、持久，也往往包含着更多理性的内容。
《论稿》的文学史观之新，还在于突破了反映论的局限，用新历史主义的建构论来看待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过去我们谈文学，总说它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第一位的，而文学创作是第二位的，是对已经摆在眼前的社会生活的加工和提升。单正平不这样看。在思考现代文学与民族意识的关系时，《论稿》认为，现代民族意识是通过现代文学创造出来的，现代中国人的形象也是在现代文学中形成的。这样，社会生活与文学，就成了新历史主义者所说的历史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它们是互为文本性的虚构。这个文学史观是真正的文学史观，它解放了文学。在反映论的文学史观中，文学是所谓社会与历史的小媳妇，要受它们决定论的婆婆气，无论如何也只能是第二位的东西。在《论稿》中，文学成了建构历史，建构现代意识的原动力，取得了平等的地位，建立了文学／历史／社会生活三者之间民主的互动关系。
《论稿》谈到过对已有文学史观的启蒙问题。我觉得在中国的语境中，启蒙二字可能稍嫌言重，但称之为启示则当之无愧。
我觉得《论稿》最为精彩的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冲突归结为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论稿》从这个角度重新评价梁启超的现代性意义，剖析鲁迅代表的五四思潮批判民族主义的历史意义，把闻一多看作民族主义文学思想转型的代表，凡此种种，都是非常精彩的发现。单正平对个人主义文学思潮的看法，也与流行看法大异其趣，引人深思——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我发现自己与《论稿》是有分歧的。我感到不足之处是《论稿》在分析具体的问题时，对个人主义的合理性肯定不够，批评较为简单化，多用它在实践中的失败来证明其局限性。
当然，我不赞同的，不能说就是不好的，相反，我希望《论稿》能说服我放弃成见。《论稿》作为一部后出之作，除说自己想说的话之外，清理一下别人已说过的话，也是应有之义，因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关于鲁迅，人们已经说得太多，想要读者抛弃这些占有先入为主的优势的想法，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或许《论稿》二、三两卷问世，会让我改变自己，放弃成见。
（《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论稿》第一卷，单正平著，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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