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保留“文后注”

2003-06-18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王富仁教授写文章有一习惯，文后必注明写作此文的年月日与地点，他的文章以后结集出版，也一仍其旧，决不删去“文后注”，这很重要。因为“文后注”实在是一篇文章完整结构的组成部分，读者能从“文后注”中了解到文章写作的背景与语境。据我所知，不少学者都有此习惯，但所憾者，不少编辑都有喜欢将作者“文后注”一律删去的习惯。这样做的好处，似乎是统一了格式，精简了文字，但殊不知这给读者带来很大不便。最近笔者阅读三联书店2001、2002年先后出版的钱穆著《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与《中国文学论丛》，就深有此感。钱穆此二书均是论文结集，各篇文章写作时间拉得很长，有的相隔二三十年以上。但此二书所收的数十篇文章后边均没有任何说明，既没有文章最初发表的刊物名称，也没有写作时间，这使读者了解钱穆学术思想颇费周折。例如，钱穆在《略论中国科学》（见《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文中，专有一节文字对苏美进行比较。由于文后没有任何注明，因而读后颇费猜测。三联版钱著是从台湾引进的版权，台湾版倘若有“文后注”，则应保留原样；倘若没有，为方便内地读者计，则应在书后列一附录，说明各篇文章的写作年月与出处，这对读者阅读钱穆自然带来很大方便。不知三联书店以后在重印钱著时，能否这样做？读者对三联图书多持精品看待，而不是作为消遣读物，更何况是钱穆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