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就从这里开头了。
我先打电话到《中华读书报》查证，果然有从先生的文章，题目是《是编辑还是魔术师》。文章说：“今年5月，我接到家居武汉的堂妹电话，言及她读到我发表在江南某都市报副刊上的一篇文章，题为《激流里的石头》”。从先生从未写过这篇文章，不愿被诬“文窃”，电话到报社查问，答说名字写错了，作者应是“邓友梅”；从先生是认真的人，忙打电话问邓先生，邓也连连否认。一篇不知何人的文章，就这样，时“从”时“邓”，在北京和武汉间的电话里传递着。
读了从先生的文章，从《激流里的石头》这个题目到言及与白桦去看胡风先生等细节，我知道肯定是我的文章：写于1987年10月30日，收在华文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散文集《写意人生》里。全文千把字而已！
文章被某些报刊随意转载，既不打句招呼，又不付酬，更不寄样报样刊，已司空见惯。我以为这次不过是“扒书”盗文的重演。
又一转念头，觉得奇怪，我的文章里，明明白白写有一段话，道明了我姓甚名谁，何以辗三转四查不出作者：
“梅志同志翻开书，找到了那篇《感谢胡风同志帮我改诗》的文章后，在胡风的耳边大声介绍，说这便是那位写《小草在歌唱》的雷抒雁……”
我与从维熙、邓友梅二先生相识有年，又是同事，他何以会拿着文章找不到主人？我以为从先生也许是从令妹电话里知道此文，或者未及阅读全文，否则，他文里文外发“寻文启事”，就不好解释了。
我只好去麻烦从维熙先生了。电话过去，他说：“哪里会有这一段！如有，怎么会有‘寻文’一说。”好在我们都有传真机，他立即将那篇文章传了过来，不看罢了，一看更叫人心火难按。
本来就不长的一篇文章，这家《楚天都市报》也下得了手，动得了刀，随意删削，又随意增加。那段有我名字的段落肯定是不在了。尚有许多处都是删削连缀，随意弄文。尤不能容忍的是文章开篇加上“1985年6月，得知胡风先生去世的消息时”，后边文里又忽然来几句，“18年，弹指一挥。”这“弹指一挥”18年过去，文章就不是1987年写的了，正好是2003年写的，让不知底里的读者以为是“丛维熙”为“本报”新写的作品了。显然，编辑的算术不错，不过，这手法很露出一些偷天换日的用心了。
先前，我总以为是编辑糊涂，弄错了作者，现在一看，不是了。这哪里是在编稿，分明是一些明晃晃的刀子在“屠文”。我的名字从文章上生生被剔除了，文章也胡乱地换了门庭。
从维熙、邓友梅先生是绝然不会承认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了。也不知因了什么缘由，就非得认定是他二位的！认错儿子认错爹，医院里有过，但通过亲子鉴定也好查。文章似乎麻烦些。16年后的这篇《激流里的石头》与我16年前的那篇《激流里的石头》又多有差异。这使我想起公海里一些被抢盗掠去的货轮，几经改头换面，更名易姓之后，又放肆江洋之间，让人难以辨识。杀人越货，是海盗们的手段，如今扒书屠文，手法何以如此相近！
人，有人格，需要尊重；文，也有文格，亦需尊重！一个号称发行百万份的“大”报，自然拥有众多读者的信任，如此组稿、编稿，何以对得起读者！报刊总说作者是衣食父母，那么，至少也该对作者有最基本的尊重。用人稿件，事先打个招呼，不应是苛求吧！即便是报刊“经济困难”，不欲付酬，有一句话，作者心里也是热乎的，未必会为一文钱勒死编辑。至于修改文章，也是编辑份内之事，改得好，是作者难得的老师；改得不好，作者也未必会刻刻介意。但是这种改头换面，以旧充新的修改，就有些欺诈的意思。改了，又不说明，似乎是与作者共谋构成欺诈之“故意”。
《激流里的石头》发表已过去16年，既然这家都市报能发现，重新掘出，说明更有许多读者读过。从维熙先生平白戴了“文窃”帽子，引起读者误会，难免受了伤害。如果简单说文章作者是我，我该何以回答读者关于旧饭重热，以旧充新的责问！
从事编辑、写作，时近四十有年，这种行径让我碰上，的确还是头一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