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非政治的专业领域也有“禁区”！
我须先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早就注意到，杭州各景点介绍的英文翻译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错误（随便举个例子，“二千棵梅树”被译成two thousand blossoms【二千朵梅花】，“玉泉”被译成jading spring【乏味之泉】），给美丽的杭州蒙上污点，对杭州的国际形象造成损害。去年我曾向一位女记者反映了这一情况，她在一家报纸上作了扼要报道，这就引起了X教授的批评。
问题集中在苏东坡在杭州所任的两个官职——“通判”和“知府”的英译问题上。在一处景点的牌子上，苏东坡这两个官职被译成vice governor和governor，在另一处则译成mayor（市长）。我根据外国汉学家对中国古代职官公认的译法，指出governor是“总督”的规范英译，“知府”则应译为prefect，“通判”通常译为second－class subprefect。而X教授则从“翻译理论”的角度来批评我，为这些我指出的错误辩解，以为都是不错的。
我对这篇短文不能发表感到有点意外。一位深知报界内幕的朋友告诉我，如今编辑有个禁忌，即不敢针对他家报纸上的文章发表意见不同的评论，生怕影响到两家报纸之间的关系；我的商榷文章是寄到另一家报纸的，所以他们有点缩手了；如果寄到原来的报纸，也许好些。我听取了他的意见，于是把文章略加压缩寄去。
想不到这篇稿子接连寄了两次都如石沉大海，编辑就连电话答复也没有。于是第三次我就直接寄给总编，并提了些意见。编辑这才打来电话，但要求我先征得X教授的同意。
那么连这家勇敢地首先发难的报纸也有点畏缩了，生怕我的点名挑战会触犯一位有面子的教授！
看来我是踏入一个有点怕人的“禁区”了！
我只好遵从编辑的指示。在电话中我先通报姓名，说明有不同意见，愿和他在报纸上公开讨论。他对“公开讨论”这一点回避作正面回答，却王顾左右而言他，大致上说了两点意思：第一，他对我的意见只是在教学时引作例子来谈的，并非特意要批评我（不错，他没有点我的名）；第二，老外不懂中文，根本不知“知府”、“通判”究竟是些什么官，译成governor和vice governor他们容易理解；同样，把苏东坡说成“杭州mayor（市长）”，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声明，以上所说的“知府”、“通判”、“总督”等等英译都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外国汉学家公认的规范译法；至于把苏东坡从北宋两浙路杭州府的堂堂知府（下辖九个属县！）降为“杭州市长”，则我万万不能同意。他却以为汉学家的译法未必就对，比如second－class这个定语就是多余的（可惜我对中国古代的职官没有研究，一时举不出知府属下比通判稍高一点的职官）。X教授出言未免轻率，对“中国通”的外国汉学家未免失敬，他们的犀利目光和透辟分析有时甚至胜过中国学者，又怎能无根据地说他们的译法“未必就对”呢？我们在电话中大概谈了不下于半个小时，我几次提出在报上和他公开讨论，我的观点不对，他尽可再来批驳；可是他每次都避而不作正面回答，却表示，他只说那样译法“可以接受”，并非说完全正确，所以和我的观点其实基本相同，甚至“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一致的”！（这话又从何说起，真令我如坠五里雾中了！）
我感到X教授这位挑起争论的始作俑者也是不愿作公开讨论的了。他客客气气地表示，有机会时当登门拜访，当面请教。我一向不强人所不愿，于是就表示可以撤回稿子。
奇怪，从报纸编辑到有关作者，都害怕公开讨论，难道一般的专业或学术领域也有“禁区”吗？“真理愈辩愈明”，这种论争对繁荣学术、提高专业水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又有什么可怕的？可是有些人就怕得罪人，不敢公开论争。
回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艺界，关于“革命文学”、“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等等问题的争论，是开展得多么热烈，多么红红火火！当时从鲁迅、茅盾、郭沫若等大名鼎鼎的作家，到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都挺直腰板，直面论敌，无所顾忌地公开指名批评和争论，态度是何等光明正大！他们很少有躲在暗处放冷枪，或指桑骂槐等卑鄙懦怯的行为。当然有些问题一时不一定就辩得清，但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入，人们的认识也就不断地深化，眼光看得更远，思想也不断提高。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认为批评或争论会伤及权威的面子和尊严，那是很狭隘的观点。一个真正的大学者应该有开阔的胸襟和容忍批评的雅量，不管其正确与否，都能坦然处之，毫不介意，不为恶意攻击而勃然震怒。这里我想引一位外国学界泰斗如何对待批评的例子。
李特尔是18世纪古典时期德国地理学开创人之一，他慷慨地提掖年青的批评者——弗勒贝尔的故事是感人至深的。李特尔非但不嫉恨和打击这位卤莽的批评者，反而把他的批评文章推荐给一个著名的学术刊物，而且他本人还在公开发表的评论里，对这位青年学者的“敏锐头脑”和“真挚思想”大加赞扬。后来弗勒贝尔来到柏林，李特尔还热情接待，为他安排当时他极为需要的工作。一位尊长的学术权威，如此对待不客气地批评他的后学，是否会使那些害怕甚至敌视批评的人觉得赧颜呢？
我们现在不乏捧场者，而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的热烈的学术论争却很少见了。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学术空气有点沉闷，恐怕也并不过分吧？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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