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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李何林夫妇和李霁野先生 |
何林先生未到昆明之前，和闻一多并不相识。先生是因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自然读过闻一多先生的诗集《红烛》和《死水》，他还讲授过《发现》和《洗衣歌》。那时，他对这些诗是有着深刻印象的，其中所蕴蓄的厚重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让他感动不已。先生认定闻一多是一位爱国诗人。但是，也觉得闻一多属于那种淡薄政治甚至蔑视政治的清高自洁的学者，先生也知道新月派是看不起鲁迅的。
何林先生和夫人振华先生在昆明安顿下来，在没有和闻先生见面之前，在朋友那里听到的是对于闻一多先生的赞赏。学问自不必说，特别是他的为人种种，可以说有口皆碑。闻一多先生不但不再轻薄政治，而且不再安于书斋，在课堂上，在集会上，他公然表示对于黑暗统治的不满，他以犀利的演讲而赢得青年的爱戴。
何林先生和闻一多最初的接触是在他受老舍之委托，重新调整文协昆明分会和开展对贫病作家的募捐工作期间。先生以为自己一开始就插手分会的重组工作，作为一个外来人，可能阻力很大。闻一多原来就是分会的负责人。为此，何林先生专门去拜访了闻一多先生，想不到闻先生是那么诚恳热情，那么容易接近。他们谈得格外投机，颇有一见如故之感。闻一多先生反而鼓励何林先生大胆工作，他说：“昆明分会太涣散了，大家都忙于自己的工作，又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工作几乎是处于停滞状态，你不必有何顾虑，就把这个担子挑起来吧。”闻一多先生以自己的行动支持何林先生的工作。当改选时，他和一些朋友力主推选何林先生为理事和监事，并担任总务部的主任。
闻一多先生本身就是一个贫穷作家，他虽然拿着教授的工资，但是却不能养活八口之家。那时，振华先生在昆华中学教书，而闻一多先生也在那里兼课。听说这样兼课还不能维持家用，他还在百忙中再挤出时间来篆刻图章卖钱糊口。就是这样，他硬是捐出十枚图章，作为捐款，这不知要化费他多少精力多少时间。当何林先生作为捐款的接受人，收到闻一多先生的捐款时，他的心被震撼了。他对振华先生说，“我总觉得闻先生和鲁迅先生是一样的人格，一样的精神。”
何林先生主持昆明分会工作期间，每一次他邀请闻一多先生参加活动，闻先生从来都是慨然应允，准时出席，以他的行动影响着其他人。那时年轻的教授吴晗，还有何林先生，在集会上都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喊出战斗的强音。何林先生回忆说：“在集会上的最后发言人常常是闻一多！他的发言像鲁迅的杂文一样，深刻有力，一针见血，有思想的说服力，又有感情的感染力；用他的洪亮的声音和饱含着战斗的思想感情的力量，激励和鼓舞着千万群众！他的威信和他的作用，当时有人称他是‘昆明的鲁迅，继承了鲁迅的战斗精神。’他的不怕牺牲，顽强战斗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这是，何林先生的心声，他不仅是崇敬，而且是以闻一多先生为榜样去行动。闻一多先生的人格直接召唤着激励着点燃着何林先生的人格。
何林先生的挚友李广田是这样谈到何林先生以及他和闻一多先生的关系的：“何林是正直的勇敢的，在昆明他是一个受到青年欢迎的学者。在一次云南大学举办的纪念高尔基的会议上，当时特务横行，无孔不入。然而就在这次会议上，何林作报告，讲到了瞿秋白的生平事迹，特别报告了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直到慷慨就义的情况。他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他与闻一多先生过从甚密。李闻惨案发生后，他一直在外边跑来跑去料理后事，从不退缩。”
从1943年起，重庆、桂林和昆明这三大城市形成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中心。特别是昆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利用龙云同蒋介石的矛盾，并充分发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进步师生的力量，把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开展得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给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其时，在云南地方当局同国民党“中央”勾心斗角、明争暗夺的情况下，何林先生的工作也得以开展，得以参加报纸副刊和文艺刊物的编辑工作，闻一多先生也给予很多支持。当闻一多先生看到何林先生对于工作高度负责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觉得何林先生不但是一个勇敢的民主战士，而且具有组织能力。他就对何林先生说：“你在民盟外面干，虽然也可以发挥作用，但进来一起干，可以配合得更好些。”不久，周新民和李文宜，这些民盟中的地下共产党员，也诚恳地找何林先生谈加入民盟的问题，在闻一多和张光年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不久，振华先生就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兼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闻一多被选为执委。闻一多原是文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但他推荐何林先生接替他，担任主任委员。可以看出他对何林先生的信赖。
最使何林先生感动，也让先生钦佩的，是闻一多先生1944年11月19日在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纪念会本来开得很好，轮到姜亮夫教授发言了，就流露出对鲁迅先生的不恭，甚至认为“鲁迅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闻一多先生听后，当即对姜亮夫的发言作出反驳，说“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海派，我们错了。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的圣人”。然后他转过身去，向大会挂的鲁迅像鞠躬敬礼，接着说：“现在，我向鲁迅忏悔……当鲁迅受难的时候，我们正在享福。当时如果我们都有鲁迅那样的硬骨头精神，那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了。”何林先生为闻一多的发言震撼了。他对闻一多先生十分尊敬，他也知道当年像闻一多先生这些京派文人学者，把鲁迅称为海派，对鲁迅怀有成见。即使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有一些教授依然对鲁迅抱着颇不以为然的态度。姜亮夫的发言不过是一个代表，也是不奇怪的。但是闻一多先生如此激昂慷慨地给予驳斥，如此沉痛地批评自己，使何林先生感到闻一多先生的人格精神。后来先生不只一次地在课堂上对他的学生说：闻先生的这篇讲演，你们一定好好读。当时可谓石破天惊，在文艺界影响很大。郭老后来就说过，闻一多这篇讲演“是把生命拿来做了抵押品的严烈的自我批判”。
这篇讲演，使何林先生将闻一多先生引为精神上的知己，本来他们就有相见恨晚之情，而闻一多先生的率直的性格，同先生也是一致的。正是有了这篇讲演，使何林先生对闻一多先生有了大尊敬。
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不是把胜利引向团结、建设的道路，而是把人民引向饥饿、战争和黑暗。此时，闻一多先生像一头狮子在不断发出战斗的怒吼，像一把利剑不断刺向法西斯统治。
1945年9月，迎来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蒋介石却在胜利后，日益加紧着内战。在云南，蒋介石把龙云的大部分的军队调往东北和越南“接收”去了，实际上是在削弱龙云的地方势力。果然，10月3日，蒋介石就把龙云解决了，把整个云南控制在“中央”手中。于是便开始了对云南民主运动的大镇压，很快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大惨案。
国民党对准昆明的民主的基地——西南联大的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大开杀戒了，向徒手的学生大掷手榴弹，向毫无抵抗的女同学大肆杀伐。全昆明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在昆明各界举行的“一二·一”惨案座谈会上，闻一多拍案而起，痛斥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何林先生聆听着闻先生的发言，他的灵魂再一次被震撼着，他的热血在沸腾着。
就在“一二·一”惨案之后，在昆明的壁报和一些铅印刊物上，出现了诬指民主人士为俄国人为共产党所收买的信息，甚至出现什么李公朴夫、闻一多夫、罗隆斯基等一些诬蔑性的称谓，还造谣说李公朴奉毛泽东之命，带领40名特务和4万万元现款，在昆明活动；说闻一多是暗杀团团长。显然，躲在阴暗角落的枭鸟们在制造着阴谋，在策划着不可告人的勾当。7月初，振华先生因急性阑尾炎住院，在越南的民盟同志听说后回国探望振华先生，他们就带回这样的消息说：国民党特务准备在昆明进行暗杀了。当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来医院探看振华先生时，振华先生把这些消息转告给他们，何林先生还批评振华先生说：“你总喜欢信这些谣言！”振华先生说：“国民党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谁知道，很快李公朴就被暗杀了，而这次见面，竟然是振华先生和李公朴先生、闻一多先生的最后诀别！
果然，种种迹象出现了。民主同盟的办公处——府甬道十四号门外不时出现形迹可疑的人，而且有人在跟踪从这里出去的同志，李公朴和潘大逵的住处出现了便衣，还有陌生人假借送信到李公朴先生家探听观察动静。闻一多、楚图南家也有人监视……。
7月11日夜间10点，李公朴被暗杀，倒在离家不远的青云街口石坡上的血泊之中。第二天，国民党就造谣说是“桃色事件”，是“共产党杀共产党”，还说共产党的黑名单上接着要暗杀的是闻一多和楚图南。
闻一多先生和中国民盟并没有被吓倒，依然出席了中国民盟云南省委的执委会。
7月15日，中国民盟云南省支部和学生联合会共同发起组织了李公朴治丧委员会。何林先生陪同闻一多先生出席李公朴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的李公朴先生追悼会。尽管敌人放出种种谣言百般威胁，至公堂上千个座位仍然都坐满了，还有不少人站着。本来说好，考虑到安全，是请闻先生不要发言的。李公朴先生的夫人张曼筠介绍李公朴先生的死难经过，一边讲着，一边哭泣，终于放声痛哭；此刻，会场上也是一片哭泣声。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却在那里起哄，大声叫喊，吹口哨，气焰极其嚣张。闻一多先生被敌人的无耻行径激怒了，他再也不能忍耐了！何林先生眼看着他拍案而起，挺身而出，昂然走上讲台，面对着敌人的手枪，发表了他的《最后一次演讲》。
闻先生讲完之后，会场上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犹如滚滚的雷鸣，犹如大海的怒涛，排山倒海，形成了誓把一切敌人彻底埋葬的伟大力量。何林先生，再一次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鲁迅，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屹立在面前。在先生未来的岁月中，闻一多的形象始终屹立在他的心中。
他怎么能够相信，昨天闻一多先生还站在那里，还在演讲，他那炯炯的目光，他那有力的手臂，他那铜像般的伟岸的形象，突然倒下了。怎么让他相信？
次日清晨，突然传来闻一多先生遇害的噩耗，何林和振华先生都惊呆了！何林先生一再对振华先生说：“不会的，不会的，是谣言！昨天下午我还和他一起开会。”何林先生赶快跑出去打听，他不愿意落实这消息，但愿它是谣言。事实是无情的，他不能不相信了。他顾不得回家再告知振华先生，立即赶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当他面对着闻李两位先生血淋淋的遗体和病重住院的闻夫人和重伤的闻立鹤时，心痛如焚！心中涌起仇恨的狂涛！后来，他和振华先生回忆当时心中的誓言：“我们要为闻李二烈士报仇！一生要战斗下去，否则对不起他们！”
闻一多先生遇难后，民盟的负责同志不得不提高警惕，在国民党准备暗杀的黑名单上列出的同志，必须躲避一下，以免再遭不测。美国驻昆明副领事劳森，据说系华莱士派，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有所同情，而且他和费孝通、潘光旦等人都是朋友，交往甚多。于是劳森亲自驾车把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和民盟的工作人员接进了领事馆。
何林先生，也被列入黑名单之中，但他执意留在外边，不顾一切危险，一面参加处理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的善后事宜，于16日和18日，分别为他们举行了火葬；一面关注着事态的发展，随时保持同领事馆内民盟负责同志的联系。为此，他两次进入美国领事馆汇报外间的情况和闻李二先生的善后事宜。何林先生听楚图南说，“反动派向领事馆要人，副领事答复说：‘他们出去有生命危险，我允许他们来避难。’反动派无可奈何。”
据辛成（毓庄）回忆：“闻李事件发生后，其余民主人士的首要人物避入美领事馆，其时形势险恶已极。一般的进步分子都不敢到美领事馆附近走动，何林同志却毅然到美领事馆去看他们。从各家取了衣物送进去，又把他们穿脏的衣物取出分送各家去洗。当时就对进步分子颇多激发。后来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夫妇都在特务要杀的黑名单上。
尽管形势如此险恶，但是何林先生却毫无所惧，出于对闻一多先生和李公朴先生的尊敬，他亲自出面料理他们的后事，并且主持他们的火葬仪式，为他们送终，何林先生和振华先生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遂在民盟负责同志指示下，于23日乘飞机离开昆明，直飞上海，停留一天，再到南京，到梅园新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汇报。
在上海文协于7月24日的欢迎会上，何林先生报告了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刺以及前后的昆明情况。他激昂慷慨，充满了对闻一多先生和李公朴先生的崇敬和哀思，听众义愤填膺，场上不断响起掌声和口号声。
7月25日到达南京后，何林先生很快就见到了邓颖超同志，向她详细汇报了李、闻二先生被暗杀的前后情况。不久，周恩来同志请何林先生和振华先生出席了“南京各界李闻追悼会筹备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党派各界的代表，共产党方面出席的是周恩来、邓颖超等，国民党方面出席的是邵力子、雷震等。何林先生尽管依然饱含悲愤的感情，慷慨陈词，但是考虑到邵力子等人在场，所以面对各界代表报告时，则侧重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李闻二烈士被暗杀是敌人蓄意已久的阴谋。当讲到李闻被害的惨状时，在场的绝大多数代表无不义愤填膺。散会后，周恩来同志同何林、振华先生热烈地握手。感谢他们不辞辛劳不怕牺牲的精神，并邀请他们夫妇到梅园新村来！
何林先生觉得可以告慰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在天之灵了！他和振华先生决心沿着烈士们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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