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情形恰好相反。书出来不久，接到堂侄杨沪生（他的父亲杨永直，本名方璞德，是我的堂兄。）的长途电话，说他查了曾国藩日记，是方举荐了吴，而不是吴举荐了方。
我找来曾国藩日记查看，果然不错：曾国藩日记同治三年（1864）五月二十七日云：“中饭后，阅桐城吴汝纶所为古文，方存之荐来，以为义理、考证、词章三者皆可成就，余观之信然，不独为桐城后起之秀也。”这里，“方存之荐来”五个字明明确确。不过此所谓“荐来”，还只是送上吴汝纶的文章，请曾国藩看，不是引见吴汝纶本人。此时曾氏在安庆。
吴氏本人与曾国藩见面，则在次年。曾国藩日记同治四年（1865）十月十五日云：“吴汝纶来久谈。吴，桐城人，本年进士，年仅二十六岁，而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异才也。”日记同年同月十七日云：“中饭，请孙育均、吴汝纶等小宴。”这次吴氏虽来见，仍然没有入曾幕。所以曾氏日记同年同月廿二日云：“早饭后，清理文件。旋见客，……吴汝纶谈最久。”廿六日云：“吴汝纶来久坐。”都还是属于“见客”之内。此时曾氏奉命督师剿捻，驻济宁。
直到再次年，曾国藩日记同治五年（1866）四月廿九日云：“吴挚甫自桐城来久谈。”似乎吴氏从此方入曾幕。所以，日记同年五月十五日云：“见客三次，傍夕与吴挚甫一谈。”两句分开叙述，“一谈”已经不在“见客”范围之内，就是说吴氏的身份已经不是客。此后日记都是“与吴挚甫一谈”，尤其是日记同治五年十月十九日云：“因《丧服记》‘衽二尺有五寸’句，制度苦思不得，又命纪鸿及吴挚甫代为筹思。……夜，将制衽法想出，挚甫亦另思得一法，各为记出。”廿二日云：“观吴挚甫、张敬堂所为《明堂说》，又观《大戴礼·明堂》篇，二更后与挚甫久谈，教以说经之法。”就完全是府主对幕僚、老师对学生的口吻了。此时曾氏仍驻济宁。
上引曾国藩日记中所述，在吴汝纶自己的文字中，一一可验。吴汝纶《祭方存之》云：“同治之初，君客始旋。吾初私学，君闻谓贤。招携观游，试使为文。搜我箧藏，持献相君。……我官中书，贫不自存。相君爱士，甄录在门。……”（《吴汝纶全集》第一册74页）
首先，所谓“搜我箧藏，持献相君”，这就是方存之将吴氏文章推荐给曾国藩看。曾国藩当时是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是相当于宰相一级的头衔，故称“相君”。
其次，所谓“已试强我，入谒相府。用下敬上，干冒是惧。”此可见同治四年十月十五日吴氏第一次谒见曾国藩，还是方氏主张力劝的。
又次，吴氏第一次谒见曾氏，仍然没有留在曾氏幕府，而是去北京做了内阁中书。又过一年，因为“我官中书，贫不自存”，这才入了曾幕。这次虽然不是方氏举荐的，但曾氏之能够赏识吴氏，最初是由于方氏的推荐，这才会有“相君爱士，甄录在门”的结果，所以吴氏感激地说：“追维本初，非君曷因。”而我在口述自传里说吴氏“中了进士，授内阁中书，很得曾国藩的赏识，就被曾留在他的幕府切磋学问”，也说得含糊笼统，好像吴氏刚中进士就入了曾幕似的。
我把自己的曾祖父的事说得这样颠倒错乱，真可谓“数典忘祖”。为什么会这样呢？最主要的，当然是一向没有留心弄清楚，临时谈起，就以意为之，随便推测。我推测的“根据”是，曾幕人物中，吴汝纶与曾氏关系的密切，远过于我的曾祖父。我这个印象倒没有错。曾氏日记中，同辈后辈送著作文章给他看的多得很，都没有什么评语，唯独于吴氏，一再给以“义理、考证、词章三者皆可成就，余观之信然，不独为桐城后起之秀也”，和“年仅二十六岁，而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异才也”这样高的评价，绝无仅有。所以吴氏为“曾门四弟子”之一。这些都不是我的曾祖父所能及的。
唐浩明的小说《曾国藩》里面，写同治元年，曾国藩刚住节安庆不久，22岁的吴汝纶已经在曾幕中居于亲密地位，这是把吴氏入曾幕的时间至少提前了五年。小说里面的艺术处理，当然可以这样剪裁。我读过小说，潜意识里有了这个影子，也是我推测吴氏早在曾幕，方氏入幕在后的原因，妄测的责任自然在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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