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中的民初思想、学术与政治》、《夏济安日记的“阴暗面”》、《阅罢即焚的书信——汪大燮的生平与晚清历史》、《亲切的自叙传形象的编年史——朱自清日记》、《1949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仅从这些日记与书信研究文章的题目来看,它所传递的信息就很丰富,日记和书信作为史料的重要价值和功能,于此也可见一斑。
复旦大学历史系廖梅博士在其博士论文《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中曾善用《汪康年师友书札》中的书信为证。在专题文章中,她撷出汪康年的族兄汪大燮与汪康年的200余封往来书信,这些书信,主要涉及一些生活和政治事件,当我们随着作者一起阅读它们时,觉得晚清政治家汪大燮的形象仿佛向我们走来,血肉丰满、鲜活可触;而对晚清历史的了解于档案、论著之外,一种更为感性、更容易把握的途径被启用,两者之间的互渗使历史更完整、也更为贴近其本来的面目。汪大燮是晚清的一个重要人物,但有关他的材料却非常少,此时,他的书信作为第一手资料,其个性化的内容特征,为后世了解他的生平及思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日记与书信,都属于写给自己看或写给第二人看的一类,其私密性与天然的真实性反映出来的日记和书信主人独特的个性,为公领域的文字远不及。因此,作为史料,这类日记和书信弥足珍贵。
大体来说,日记与书信的史料价值比较相近,故此,《东方文化》的书信与日记专题可视为姐妹专题,事实上,有些作者的文章中就有两者互为参照的。编者的这种尝试,对日记与书信作为重要史料的价值的利用无疑是一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