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40年代以后，在欧洲出现了两种在世界范围有影响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前者重视自然科学的辩证法内容，致力于科学与哲学的结合，认为只有辩证法才是适宜于科学发展的最好的思维形式；后者强调科学知识的实证性，认为研究现象范围以外的问题，诸如热的本质等是没有意义的，主张把哲学（称之为形而上学）从科学中排除出去。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两种哲学各自强调了不同的方面。（第15章）
到了20世纪，辩证唯物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仍然是影响最大的两种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不仅是在各种文化领域都有很大影响的学术思想，而且是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则在西方科学哲学界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等）也曾有过较大的影响。
然而，由于知识增长速度的加快，学科划分的细化，科学与哲学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了。20世纪是一个科学的辉煌时代，但是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上，却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音符。20世纪40年代苏联在自然科学领域曾开展过大规模的批判运动，然而，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也就是在苏联纠正错误之后，我国又重蹈苏联那一段历史之辙，在“文革”期间，更是变本加厉，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进行对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从批判的语言到思想、政治上的无限上纲，都令人感到与苏联的批判运动“何其相似乃尔”！孙教授在书中重温苏联的这一段曲折的历史——从日丹诺夫的哲学讨论会发言，到对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再到斯大林逝世后在对于自然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方面的逐步纠正，（第十六章）正是为了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告知我们，哲学不是科学的棍棒，科学也不是哲学的绊脚石。
由此，我们想到了发生在西方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野现象。英国学者C.P.斯诺曾在他著名的关于“两种文化”的演讲中指出：“我以为问题很严重。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肯定要把卢瑟福、爱丁顿、狄拉克、阿德雷安排除在外”，另一极是科学家，他们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等等。斯诺说：“这两极化对我们大家只能造成损失。对我们人民、我们社会也是一样。同时这也是实践的、智力的和创造性的损失。”因此，斯诺要求改变这样的状况，呼吁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交流、沟通与合作。
很多有识之士都注意到，两种文化的融合对人类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他们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比如批评越来越细的分科，对各级教育机构的教学方案进行调整，使学生能够甚至必须了解多种领域的知识。相对来说，中国和前苏联的学科划分更细、更窄，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
两种文化的问题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因而也是世界性的。我国思想界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在20世纪20年代，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就竭力主张“融通文理”，在他的感召下，正如王星拱教授所说：“大学里的各部分，都极力要革除‘文理分驰’的弊病；因为文、理不能沟通，那文学哲学方面的学生，流于空谈玄想，没有实验的精神，就成些变形的举子了。那科学工程方面的学生，只知道片段的事实，没有综合的权能，就成些被动的机械了。这两种人材，都不能适应将来世界之环境。”（第14页）这些话在今天看起来，仍觉得切中时弊。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在一次与青年座谈时，谈到了物理学和哲学的关系，他认为，哲学有两种含义，第一是哲学家的哲学；第二种是对物理问题的中距离，甚至是短距离的看法。第二种哲学对于物理学有着关键性、长期性的影响，因为它决定了物理学家喜欢提什么问题，喜欢了解什么问题，一个问题来了用什么方法去解决。（第216页）
由此可见，即使一个物理学家，也不可避免地有自己对世界的一般看法——这当然是哲学。如果他没有接受过好的哲学，那只能拥有坏的哲学。所以，科学与哲学本来就是无法分开的，这既可以是一种价值取向和世界观，亦可体现在对客观世界认知过程中的方法论。
孙小礼教授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翔实的资料，比如，牛顿如何在“哲学中的推理法则”中体现了哲学与科学的交融；莱布尼茨在他所从事的广泛的各种不同种类的研究中，如何把两种看来彼此不相容的品质（科学和哲学）结合在一起；傅立叶是怎样一位有着生动的想像力和具有清醒的数学哲学头脑的数学大师，等。读后，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人类任何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都凝结着科学和哲学的智慧。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毕生经历都投入到解决物理理论中的基本矛盾上，他的思想既是物理学的，也是哲学的。他的哲学思考不仅是无意识的，也是有意识的。他曾说：“当我记起我在教书的时候所碰到的那些最有才能的学生，也就是那些不仅以单纯的伶俐敏捷，而且以独立的判断能力显露头角的人们的时候，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积极关心认识论的。他们乐于进行关于科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讨论，而从他们为自己的看法做辩护时所显示出的那种顽强性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课题对于他们是何等的重要。”（第319页）
然而，毕竟科学家不是哲学家，科学家在说到哲学问题时难免会说外行话，甚至有哲学造诣的科学家也难免不说错话。同样地，哲学家不是科学家，在说到科学时，哲学家也难免说外行话、糊涂话，甚至是错话，但不能因之就对某位哲学家连同其哲学理论给予全盘否定，一概拒斥，或是嗤之以鼻。科学家与哲学家相互尊重与合作，提倡“宽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他们的批判对象总是持有尊重的、平等的态度，在这方面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第323－325页）
21世纪的哲学将更加多元化，即使是不同的哲学学派也必然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当然也有许多是科学和哲学所共同关注的，像如何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涉及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正需要科学家和哲学家共同研究。（第331页）
20多年来，中国学界为推动科学与哲学的相互理解与融合，一大批有识之士不遗余力地呐喊，而孙小礼教授则是这支大军的领军人物之一，她的这本新著，当是她心路历程的真实展现。尤令人感动的是，孙教授在右眼失明的20年间，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一以贯之的仍是一丝不苟、严谨求实的治学风范，让人肃然起敬。这与时下某些人急于求成、粗制滥造的“快餐学术”、“速成学术”形成强大的反差。
（本文得到田松博士的修正，在此表示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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