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三部曲通过讲述与权力得失相关的乡村女子的命运，揭示出在一个贫瘠时代，权力对人性的腐蚀。玉米的父亲王连方，身为王家庄村支书，为祸一方。父亲的荒唐，母亲的平庸无能，众姐妹的良莠不齐，使身为长女的玉米很快成为一家之主。人精般的玉米，沉着、冷静、工于心计，凡事处心积虑，仿佛高明的棋手，每一步都藏着杀着蓄着后势，其精明强干，殊不逊于大观园中的王熙凤。
王连方多行不义垮台后，两个女儿（玉秀、玉叶）在看电影时遭到村民报复性的轮奸，自此玉米一家的生活走向大滑坡。对于玉米，这种落差极强的生命体验，比起鲁迅式的从小康之家堕入贫困，或许更甚。虽居于乡村，文化程度有限，但在精神气质上，玉米算得上是一位知识分子，是乡村的精英；相比于众姐妹的麻木，她是高度敏感的，能够一叶落知天下秋。于是，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她恐惧了，颤栗了；她惟有当机立断，埋葬心底最后一抹彩虹，迅速选择与权力的媾合，以弥补父亲这个浪子带来的耻辱。玉米原本与前程看好的飞行员彭国梁相恋，但父亲的失势，妹妹的被辱，导致彭国梁釜底抽薪式的毁婚。玉米痛定思痛，毅然下嫁中年丧妻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把自身献于权力的祭坛。
玉秀漂亮、热情、机灵、特立独行；她不甘沉沦，试图抓住一切机会改变命运，以青春赌明天。这个热爱生命的女子，疏于理性，失于算计，导致了人生的步步失利。不过，在玉米诸姐妹中，玉秧毕竟是靠了自己的勤奋与努力走得最远的一个，昭示了一种新的方向和可能。在我看来，毕飞宇的文本不像熟透的红苹果，更像鲜亮的青苹果，带着一层淡淡绒毛挂满枝头；入口品尝，其味道则甘美与红苹果无异，只是外形不同而已。鲁迅当年评价台静农小说能够“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这话用于毕飞宇同样合适。应该说，毕飞宇笔下的王家庄，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乡，庶几可同怀视之。而与红高粱、米一样，“玉米”，这一普通庄稼作物的名字，也因此获得了超乎本体的意义的延伸。
毕飞宇的小说，是天真的纯粹的，是安宁的舒展的；它们从未飘荡在云空，而是扎根于民间，立足于大地，充满美丽的忧伤，泥土的气息。上世纪90年代以降的新生代小说，固多可观，但人文的贫血、价值的失位、自我的复制、文化主题的虚伪与虚无，也势所难免。无疑，毕飞宇的创作富含激情、思想、终极关注、乌托邦等诸多80年代文学元素，力求超越生活表象，以更为高远更为本质化的形而上情怀，取代所谓血淋淋赤裸裸的原生态的真实观，从而与玩世不恭的“后现代”写作泥淖保持了自觉疏离。念及当下庞杂的文化语境，毕飞宇的择善固执，诚可敬佩。
（《玉米》，毕飞宇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定价1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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