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罗素告诉我：我们有些精神上的苦痛，都是根源于他小时6岁以前由母亲或保姆所得的道德教训。她们告诉他发誓是有罪的，言语不洁是不好的，喝酒吸烟是坏人的行为，是不合乎高尚道德标准的，一个人绝对不可说谎言……我看到罗素《论说谎》，便不禁流泪了。他说：“有一次我在乡间散步的时候，看见一只狐狸已经是跑得疲困达于极点了，但是还勉强自己往前逃跑。过几分钟后，我看见几个猎人追来了。他们问我看见狐狸没有，我说我看见。他们问我，狐狸往何方逃走的？我便对他们说了谎话。如果我说真话，我不相信我就是一个好人。”这段话不仅使我流泪，还使我自怜对于人生意识不能了解的愚昧……
在认知的层面而言，上述的叙述对人世间旧有的秩序有着巨大的颠覆作用。怀疑主义在逻辑上是反逻辑的，惟其如此，才有着让人落泪的力量。中国的读书人，大凡跳出惟道德主义圈子的，多少有一点怀疑意识。古人所云的读书得间，就是这样。王充翻遍了古籍，参照多了，遂曰，孔子诸贤的书，多不可解，漏洞颇多。他的敢和诸子百家唱对台戏，找出问题，不以古人是非为是非，便是怀疑主义起了作用。戴震的考据学，推翻了古书的陈说旧语，那才叫一场革命。胡适当年就从戴氏的世界，感到了精神上的呼应，有也疾虚妄的勇气了。知识的丰厚，是怀疑精神的基础，学术中敢说“不”的人，是要很有些底气的。
我们这些凡人，一生中总要遇到“疑”和“信”的问题。但传统的教育，大多以“信”为前题，告诉学生什么是对的，什么不对，然后指出一条道路。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说，胡适的书，乃买办的产物，不值一读。可后来偶翻其文集，却有久逢甘霖之感，那些反教条的实证精神，对虚假的东西，真是棒喝。胡适的观点也有浅薄的地方，今天看来亦存瑕疵。可我们的读书人，能坚持一生不说没有证据的妄话者不多，也只有他这样的人，会一以贯之。为什么呢？还是因了一种怀疑精神。
鲁迅曾借着小说主人公之口说，从来如此，便对么？查检他的书，对权威、圣人不恭之处多多，有的地方，亦可谓大逆不道。见过了古人陈言，看过了一群群政客的表演，想来想去，可信的不多，倒是露出了诸种破绽。中国的名人、圣人，以及塑造名人、圣人的权力者，常常把自己的对象凌迟、阉割掉，最后仅剩下一个化妆的外壳。古时的教育，就起始于这外壳下面，至于那里的骨肉，早被抽去了。晚明的李贽，就看到了这点，在文中不客气地还原了历史。若讲怀疑精神，这位学者，大概是个典范，在道学气浓烈的国度，偏偏不去附合，且又时唱反调，真是个不合时宜的人物。李贽后来被杀了头，命运可谓悲惨，但也惟此，有明一代，诸多苟活文人也现出劣态，用知堂的话说，出现了精神界的一盏明灯。读中国的古书，没有阳光朗照的感觉，智者的光泽，仅存于不正统的杂著之中，所以偶遇佳作，也是因了那不随众声的独吟。比如龚自珍久居京城，看透了政客的表演，遂独离众俗，漂泊于外，写了官场中人不说的话。因为知道了内情，便有了疑虑，知道了流行的术语，不过骗人的把戏而已。所以怀疑主义，一是产生于知识的求证过程，一是生活的二律背反的总结。一切圆满、完美、整一的说法，不过欺人之谈。倘看不到长袍下的赤脚，万万不可轻信他是商人呢，还是政客。看错了人或听错了话，在我们的历史里，何时中断过呢？
人生到世上，本来是赤条条的。后来有了外罩，便被装饰起来，遮掩得越来越多。于是便自觉不自觉地戴着面具表演着。中国文化史的演进，就是面具的更迭历史，从未露出那后面的真。陈独秀那代人出来后，就扒下了人的外罩，面具也扯掉了，让人人露出了屁股。这很好，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但不幸后来人们又纷纷捡起了面具，且涂饰也越来越多，又回到了老样子去。可天底下总有几个认真的人，他们看来看去，怀疑了起来，于是有了张中行的杂著指陈陋俗，有了王小波的小说亵渎偶像。文人用一生的力量，去还原历史，搬掉古人的面具，不知道是否是件幸事？为一点真实而倾其所有，也只能是治学的第一步，至于形而上的玄想，逻辑学的创新，那还是后话。我们的哲学上的贫困，现在大概可以明瞭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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