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出生于全民饥馑，物资最匮乏的年代。她在两岁上幼儿园之前住在我父母家，由我母亲和老保姆共同照看。那时购买日常食品是一件头等大事，样样都需要票证或购货本。从她蹒跚学步之时保姆就常带着她上街购物，往往看到需要的东西，票证或本上的配额已用完，只能望洋兴叹。所以孩子在牙牙学语时听到最多的话之一就是“没票！”或“没本儿了！”这两个词自然而然进入了她最初的词汇，以至于形成条件反射，一带她进商店，她就说“没本儿！没票！”惹得售货员说，“这孩子真懂事。”后来发展到大人教她叫人，或说简单的话语之后，她常常要自动加上“没本儿！没票！”大概这是她无师自通的词，说得最流利、响亮。今天的人想像力再丰富大约想不到两岁以前的幼儿常用语竟是这两个词。
“文革”初起，到处是高音喇叭，大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幼儿园的阿姨们也免不了轮班学习搞大批判，对孩子自然起耳濡目染的作用。那时我们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周末一帮孩子从幼儿园接回就在食堂吃饭，不免是许多叔叔阿姨们逗乐的对象。特别是一些单身汉乐此不疲，常常问一些刁钻的问题。一日，一叔叔问她：人是从哪里来的。她应声答曰：“猴子变的呗！”——“唯物史观”从娃娃抓起，果然取得立竿见影的成绩！那位叔叔还不罢休，接着问：“那为什么现在动物园的猴子不变人了？”她眨巴眼睛略作思考说“给批判了”。众皆捧腹。她对“批判”直觉的理解就是禁止。
那时我们的机关和宿舍都在东城台基厂，而大多数职工的幼儿都送到复兴门外木樨地上级机关的幼儿园，相隔有十多公里。在“文革”期间一切秩序失常，公交车起初是拥挤到像前几年春运中的火车一样，到站后大人可以硬挤出去，孩子却挤不出去，靠乘客发挥集体互助精神把孩子举起，从头上接力传递到门口。每次都是一场战斗。后来就干脆没有车了，有也挤不上去。周末接孩子成为一大难关。于是主要成为爸爸们的任务，至少体力强一些，实在不行时还可背着走一段。一日，孩子她爸去幼儿园接孩子，有一位同事碰巧家里有事，托他把他们的孩子也一起接来。就这样领着两个孩子开始艰巨的长途跋涉。以冰棍糖果为诱饵，好不容易走到约三分之一处，两个孩子看见一幢与我们机关大楼相似的大楼，赶忙跑过去，一看不是，就此泄气，坐在台阶上再也不肯起来了。一人也无法背两个，眼看天黑下来，情急生智，想起了“一句顶一万句”，就领着她们念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鼓舞下，果然起了神奇的作用。两个孩子居然站起来跟着走了。就此一路上不断地有节奏地念这几句话，作为前进的口令，走了一大段。不过越念声音越小，终于失去效应，两个孩子又坐在地上，这回念什么语录都不管用了。好在此时已离家不远，最后连哄带骂，生拉硬拽，也不知怎么总算到家。大人孩子都筋疲力尽，倒头便睡。语录表现了它的神奇威力，终归也有其限度。
我们这辈读过点书的人自参加“革命工作”后就有原罪感，深为割不断的个人主义尾巴而苦。终于有了下一代，下决心从“一张白纸”开始，培养她成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无私的人。于是忽发奇想，在她身上做一番实验，让她从懂事起就没有私有观念，也就是没有“你的”、“我的”之分。鼓励她把玩具糖果等等都与小朋友分享，她的小朋友到我家来，宾至如归，什么都可以随便拿。后来发展到我们不在家时她把小朋友带回来，抽屉、柜子随便翻。好在那时家无长物，我们只把特别要紧的东西藏起来，也不敢要她制止小朋友翻我家东西，以免破坏“无私”教育的实验。直到有一天，我们带她到别人家去串门，她老实不客气打开人家的抽屉就翻起来。我赶忙制止说，“人家的东西不许乱动。”她一脸茫然，望着我们说“为什么呀”？其潜台词是：为什么小朋友可以翻我家东西，我就不能翻人家东西，再说，什么是“我家”的和“人家”的呀？从那时起，我们的“无私”教育实验宣告失败。总不能教育出一个到别人家里乱翻抽屉的孩子来不是？
有一度，为了更加直接地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们一家三口住到附近老乡家里。我们三餐都还在干校农场的食堂吃。小女受到严格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很自觉地绝对不吃房东任何东西。这家全部副业就靠养一头老母猪，每年可卖几头小猪换一年的花销。我们在的期间碰巧母猪生了一窝小猪。这本是一件大喜事。但是不久乐极生悲，一日母猪出去觅食，破坏了邻近生产队的庄稼地，竟被村人（队员）打死。那时邻村之间这类事是经常发生的。那窝小猪还在哺乳期间，顿时失怙，就有养不活之虞，这意味着一年的收入就此成泡影，对这一家实在打击太大，全家人如丧考妣痛哭了几天几夜。但是小猪还得喂。当地人的经常食粮是白薯干磨成粉做的窝头，又黑又酸，远不如玉米面的窝头。白面只有在麦收之后才分得一些，平时是舍不得吃的，只有喜庆、节日和走亲戚才蒸“大馍”。用白面加开水调制成浆糊状的“糊糊”就是当地最细的细粮，通常用于病号饭和婴儿的代乳品。房东就用它来喂失乳的小猪。那几天刚好小女生病发烧躺在“家”里，我们却还得下地，只能等中午从食堂打饭给她送来。一天回去一看，她已分享了小猪的“糊糊”。原来房东大娘心疼孩子，给小猪喂糊糊的同时，也给她一碗，遂与小猪同受特殊优待。但是最终，白面糊糊还是没有救活那一窝小猪。
1972年，托中美关系解冻后工作需要之福，奉调回北京，第一次正式安家（下干校之前虽已成家，却一直住集体宿舍），分得房一间，与杨君一家同住一套公寓。他家刚好有女与小女差不多大，也从干校回来不久，都上小学四年级。从此两人同吃、同玩、同学习，形影不离。虽然来自不同的干校，但是在农村的生活和所受教育基本相同，所形成的“好人”、“坏人”的观念也相同。一日我们下班回家，两个孩子争相告诉我们当日的“历险记”，说是“吓死我们了”。原来她俩到附近一片比较僻静的小树林去玩耍，忽见一对男女拥抱在一起，认为一定是遇见坏人了，“吓得我们拔腿就跑回来了”！叙述完毕后，小女慨叹曰：“首都阶级斗争真复杂啊！”怎么会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呢？想必是那年月“地、富、反、坏、右”之说连小孩子都耳熟能详，而其中“坏分子”往往与男女关系有关，莫非是这种议论给她们留下了印象？
机关里又要“讲用”了，人人过关，概莫能外，而且还要交书面的。我们在家对纸发愁，不知说什么好。家里的小学生见状想对我们有所帮助，问道：你们是要写做好事的，还是检讨错误的？如果讲做好事的，就用：“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或者“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如果是检讨错误的，可以用“要斗私批修”，“无数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想起来就难过，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呢？”或者“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要是讲运动的，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是讲大好形势的，有“五洲四海红旗飘”（她说明这不是毛主席语录，但一样可用）……她讲了一串，如数家珍，十分自信，恕我不是好学生，现在连复述也记不全了。只记得我们的心情始则愕然，继而啼笑皆非，但是对挤出一篇“讲用稿”来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缺的不是语录而是内容。
转眼1976年夏，小女已上高中。班上有一名十分革命、左得可爱的班长，一切走在前面，带领她们学工、学农、学雷锋，事事不落后。那年春，她们班在班长带领下集体到郊区“学农”，并非校方组织，纯属自愿，校方不便阻拦，也无老师一起去。大家骑自行车去（是哪个县我记不清了），住在老乡给分配的仓库或其他空屋中。那时郊区农民对于下乡的学生都有义务好好接待，妥善安排生活和劳动，也是“政治任务”。无形中，当地的干部对她们就有保护之责。实际上就是给人家添麻烦。那正是唐山地震之前几个月，关于地震的预报已经不断传出，也有过几次虚惊。北京及其附近的居民已经听过有关地震的知识和应急之道的传达，各级领导被要求提高警惕。因此，有一夜，村里有人似乎有所感觉，发出了可能地震的警报，村民全部从家里跑出来，当然也有人赶忙把这批女学生叫醒，动员她们出来。但是那位班长第一个反应是，这可能是阶级敌人造谣破坏，要同学们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后来证明是虚惊，不是地震。那班长更加自信。小女回来叙述此事，此时似乎已经对那位班长不那么信服了。
回来后不久，女儿又风风火火地整天跟同学往外跑，这回却是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献花圈、抄诗。眼看风声紧张，我们提心吊胆地等她回家，幸好她在“民兵”包围的最后一个缺口下钻了出来。过不久，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大家都住地震棚。又不久，“四人帮”垮台，政治形势剧变。再以后，那位最革命的班长因有亲戚在美国，第一个出国定居，寄回照片来，长发披肩，与任何旅美的华人女孩无异，当年梳两个小揪的革命英姿已了无痕迹。女儿则忙着考大学，要背的内容很多，但已不是语录。不出几年，那些从娃娃抓起的各种“教育”和“熏陶”，那些耳濡目染而形成的观念在她身上已不见踪影。剩下的只有一些作为家庭笑料的遥远的记忆了。
（摘自《万象》2003年8月号，资中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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